文章出處：跳来跳去的狐狸
本文由作者 何帆 授權羅輯思維發布，選自《先放一把火》，中信出版社出版。
主旨：專家有兩種：
1. 刺蝟型
它們相信在紛繁複雜的表象之下，有一個亙古不變的基本規律，
這個規律影響著整個社會。
只要你發現了這個規律，歷史的迷霧就頓時消散。
2. 狐狸型
他們經常變化，
喜歡向別的學者和別的學科學習，隨時準備修正自己的看法。
如果看到的實際情況和原本相信的理論不一樣，
他們更願意懷疑理論錯了(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是最大的智慧)
蘇聯解體堪稱20世紀最大的政治事件，
但幾乎沒有一個社會科學家，哪怕是瞎蒙，預言過會發生這一幕。
1987年，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出版了他的名著《大國的興衰》。
當時，他談到了蘇聯內部存在的各種問題，但最讓他擔心卻是美國的衰落。
蘇聯解體，讓全世界的國際政治學者集體失語。
當時還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心理政治學家菲利普•泰特羅克，
卻絲毫不覺得奇怪，他從1987年就開始研究學者們關於國內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的預測，
比如，海灣戰爭會不會爆發、日本房地產泡沫會不會崩潰、魁北克是否會脫離加拿大等等。
2005年，他把自己研究了十幾年的心得寫成了一本書：《專家的政治判斷》。
泰特羅克的結論非常清楚：從總體上看，專家的預測明顯地比群眾的預測差。
他把專家分為兩個類型。一種叫“刺猬型”學者，一種叫“狐狸型”學者。
這個典故出自古希臘詩人阿齊羅庫斯。他說：
“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
刺猬們相信：
在紛繁複雜的表象之下，有一個亙古不變的基本規律，
這個規律影響著整個社會。只要你發現了這個規律，歷史的迷霧就頓時消散。
弗洛伊德肯定是一隻大刺猬。在他看來，什麼都是潛意識、性衝動。
你把他帶到天安門廣場，他都會說，對對對，人民英雄紀念碑就是陽具崇拜的潛意識。
在我的經濟學同行中，也有一大批是刺猬，他們堅信市場總是比政府聰明，
不管什麼事情出了問題，比如春運買不到票、火車脫了軌，
甚至汶川有地震，他們都會告訴你：你看，我說的吧，這就是因為政府干預。
說實在話，刺猬有刺猬的優勢。
“刺猬”更容易成為學術大師或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有“深刻的片面性”。
但正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卡尼曼所說的，
一旦你接受了某種關於世界運行方式的理論並堅定不移地信仰它，
你就很難發現世界的本來面目了。
狐狸們則天性多疑，對什麼都不會全信。
他們經常變化，喜歡向別的學者和別的學科學習，隨時準備修正自己的看法。
如果看到的實際情況和原本相信的理論不一樣，他們更願意懷疑理論錯了。
他們不敢相信一個基本規律能左右整個世界，
這個世界一定是充滿了反例、異常、錯誤和混亂的。
你問他們一個問題，他們總是會給你模棱兩可的答案。這一點尤其惹人討厭。
在電視上、網絡上影響力更大的往往是刺猬。
這跟電視和網絡的需求有關，也跟專家的性格有關。
電視和網絡要吸引眼球，需要那種斬釘截鐵的說出驚世駭俗的觀點的專家。
越與眾不同，越容易引起轟動。刺猬們往往更大膽、更激烈，說話底氣更足。
在電視和網絡上，狐狸們卻顯得很無趣。亮出你的觀點，旗幟鮮明一點，好不好？
但狐狸們卻說話含混，躲躲閃閃，觀點聽起來前後矛盾，真是一點自信心都沒有。
為什麼看來底氣不足的狐狸們，做預測的時候可能比底氣十足的刺猬們表現更佳呢？
你得承認，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是最大的智慧。
人們總容易犯的錯誤，就是過度自信。
謙虛、低調一點總是沒錯的，修正自己過去的觀點也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
狐狸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他們能傳播思想的種子。
我們可能會以為科學研究像疊羅漢一樣，
後來的學者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科學研究的實際進展要混亂得多。
有很多錯誤的研究大行其道，也有很多有真知灼見的觀點卻湮滅無聞。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知識的山洞裡。
人類已經積累起來的公共知識，卻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被隱藏了起來。
只有當這些知識被全面認識和利用之後，新的理論才能創建。
但這不是靠一個學科內部的學者大量閱讀文獻就能實現的，
促進創新的最好辦法就是有很多狐狸，從一個領域跳到另外一個領域，
腿上沾著各種花花草草的種子，把他們傳播到各地。
再假設土壤和氣溫適宜，這些種子就可能在新的地方生根發芽。
刺猬或是狐狸，你是哪種類型的呢？
羅胖曰
知識不是一個客觀存在。
知識有點像火，既不是任何物質，也沒有任何確定的性狀，但是可以不斷地傳遞下去。
我來下一個拗口的定義——
知識，是在不同人的認知結構之間傳遞、生成、湮滅的流動態的信息。
1. 只有當嵌入到具體的人的認知結構中的時候，信息才是知識。
2. 它只存在於流動、雜交、生成、湮滅的過程之中。
本文由作者 何帆 授權羅輯思維發布，選自《先放一把火》，中信出版社出版。
主旨：專家有兩種：
1. 刺蝟型
它們相信在紛繁複雜的表象之下，有一個亙古不變的基本規律，
這個規律影響著整個社會。
只要你發現了這個規律，歷史的迷霧就頓時消散。
2. 狐狸型
他們經常變化，
喜歡向別的學者和別的學科學習，隨時準備修正自己的看法。
如果看到的實際情況和原本相信的理論不一樣，
他們更願意懷疑理論錯了(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是最大的智慧)
蘇聯解體堪稱20世紀最大的政治事件，
但幾乎沒有一個社會科學家，哪怕是瞎蒙，預言過會發生這一幕。
1987年，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出版了他的名著《大國的興衰》。
當時，他談到了蘇聯內部存在的各種問題，但最讓他擔心卻是美國的衰落。
蘇聯解體，讓全世界的國際政治學者集體失語。
當時還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心理政治學家菲利普•泰特羅克，
卻絲毫不覺得奇怪，他從1987年就開始研究學者們關於國內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的預測，
比如，海灣戰爭會不會爆發、日本房地產泡沫會不會崩潰、魁北克是否會脫離加拿大等等。
2005年，他把自己研究了十幾年的心得寫成了一本書：《專家的政治判斷》。
泰特羅克的結論非常清楚：從總體上看，專家的預測明顯地比群眾的預測差。
他把專家分為兩個類型。一種叫“刺猬型”學者，一種叫“狐狸型”學者。
這個典故出自古希臘詩人阿齊羅庫斯。他說：
“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
刺猬們相信：
在紛繁複雜的表象之下，有一個亙古不變的基本規律，
這個規律影響著整個社會。只要你發現了這個規律，歷史的迷霧就頓時消散。
弗洛伊德肯定是一隻大刺猬。在他看來，什麼都是潛意識、性衝動。
你把他帶到天安門廣場，他都會說，對對對，人民英雄紀念碑就是陽具崇拜的潛意識。
在我的經濟學同行中，也有一大批是刺猬，他們堅信市場總是比政府聰明，
不管什麼事情出了問題，比如春運買不到票、火車脫了軌，
甚至汶川有地震，他們都會告訴你：你看，我說的吧，這就是因為政府干預。
說實在話，刺猬有刺猬的優勢。
“刺猬”更容易成為學術大師或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有“深刻的片面性”。
但正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卡尼曼所說的，
一旦你接受了某種關於世界運行方式的理論並堅定不移地信仰它，
你就很難發現世界的本來面目了。
狐狸們則天性多疑，對什麼都不會全信。
他們經常變化，喜歡向別的學者和別的學科學習，隨時準備修正自己的看法。
如果看到的實際情況和原本相信的理論不一樣，他們更願意懷疑理論錯了。
他們不敢相信一個基本規律能左右整個世界，
這個世界一定是充滿了反例、異常、錯誤和混亂的。
你問他們一個問題，他們總是會給你模棱兩可的答案。這一點尤其惹人討厭。
在電視上、網絡上影響力更大的往往是刺猬。
這跟電視和網絡的需求有關，也跟專家的性格有關。
電視和網絡要吸引眼球，需要那種斬釘截鐵的說出驚世駭俗的觀點的專家。
越與眾不同，越容易引起轟動。刺猬們往往更大膽、更激烈，說話底氣更足。
在電視和網絡上，狐狸們卻顯得很無趣。亮出你的觀點，旗幟鮮明一點，好不好？
但狐狸們卻說話含混，躲躲閃閃，觀點聽起來前後矛盾，真是一點自信心都沒有。
為什麼看來底氣不足的狐狸們，做預測的時候可能比底氣十足的刺猬們表現更佳呢？
你得承認，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是最大的智慧。
人們總容易犯的錯誤，就是過度自信。
謙虛、低調一點總是沒錯的，修正自己過去的觀點也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
狐狸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他們能傳播思想的種子。
我們可能會以為科學研究像疊羅漢一樣，
後來的學者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科學研究的實際進展要混亂得多。
有很多錯誤的研究大行其道，也有很多有真知灼見的觀點卻湮滅無聞。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知識的山洞裡。
人類已經積累起來的公共知識，卻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被隱藏了起來。
只有當這些知識被全面認識和利用之後，新的理論才能創建。
但這不是靠一個學科內部的學者大量閱讀文獻就能實現的，
促進創新的最好辦法就是有很多狐狸，從一個領域跳到另外一個領域，
腿上沾著各種花花草草的種子，把他們傳播到各地。
再假設土壤和氣溫適宜，這些種子就可能在新的地方生根發芽。
刺猬或是狐狸，你是哪種類型的呢？
羅胖曰
知識不是一個客觀存在。
知識有點像火，既不是任何物質，也沒有任何確定的性狀，但是可以不斷地傳遞下去。
我來下一個拗口的定義——
知識，是在不同人的認知結構之間傳遞、生成、湮滅的流動態的信息。
1. 只有當嵌入到具體的人的認知結構中的時候，信息才是知識。
2. 它只存在於流動、雜交、生成、湮滅的過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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