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德豐碑下的殉葬品
德豐碑下的殉葬品
作者：吳鉤
道德豐碑下的殉葬品2013.05.03 南宋寶佑四年（1256年）狀元文天祥被元王朝殺害前，
曾留下一首“衣帶銘”：“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這是文天祥的道德自白，也是儒教意識形態下正統讀書人的精神寫照。
儒家贊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身家性命與仁義忠節相比，是不十分值錢的，正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芸芸眾生逝世了，如煙雲消散，不留痕跡；
舍生取義的聖賢後裔們，則在身後豎起萬人景仰的道德豐碑。
我讀史書時，每遇到一座這樣的道德豐碑，心頭總是油然生起崇敬之情。
直至有一天，我發現，這光彩奪目的豐碑不單由烈士的血肉築成，
底下還墊著被烈士拉來殉葬的累累白骨。
每念及此，對先賢的道德形象難免就暗生疑竇。
比如，南宋末年，文天祥被擄後，陸秀夫與張世傑一道共撐危局。
1279年3月，南宋小朝廷與元軍在廣東崖山海面決戰，
宋軍敗，陸秀夫自覺護駕無力，決心以身殉國，乃先驅妻子入海，哭拜幼帝：
“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佑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
然後抱起九歲的小皇帝，以匹練束在一起，用黃金玉璽墜腰間，從容投海，
完成了舍生取義的最後一個規定動作。
對陸秀夫而言，他的死已經成全了自己的千古忠名。
如果陸秀夫孤身蹈海，我會對他保持完整的崇敬；
可是，想到陸的妻兒，不是死於敵手，也不是為敵所虜，而是被丈夫驅逐投水，
還有一個尚不懂世事的9歲小皇帝，也糊里糊塗“當為國死”，成為陸左丞相的道德殉葬品。
我心裡實在納悶：
為著一個崇高的道德目標，決意殉道的人是不是就可以要求旁人跟他一樣舍生取義？
舍生固然可取義，殺身固然為成仁，然而，“取義”、“成仁”，
是不是可以成為捨他人之生、殺他人之身的正當理由？
對於儒教意識形態下的道德志士來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孔夫子只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卻沒有說，己所欲，亦不施於人。
既然一個偉大的道德目標可以讓自己為之獻身，旁人當然也不應該苟且偷生。
換句話說，要他們為大義放棄生命，來成全自己的道德追求也是合乎道理的。
明初的方孝孺是一位青史留名的德高望重之士。
野史相傳朱棣奪位成功後，召方孝孺起草登極詔書，方堅拒；
再迫之，乃書“燕賊篡位”四字。朱棣大怒道：“汝獨不顧九族乎？”
方答：“便十族奈我何？”朱棣果然就誅了方氏十族。
舊時株連，最嚴重的是誅九族，誅十族則自方孝孺始。
朱棣的殘忍令人髮指，方孝孺“威武不能屈”的膽氣也的確讓人肅然起敬，
但他一句“便十族奈我何”，卻令我有些不寒而栗。
流氓帝王殺人，仗恃的是暴力，有時還難免自知理虧，要百般掩飾。
比如方孝孺死後，天啟二年（1622年），朱明皇帝還得錄方氏遺嗣，給予祭葬及諡號。
道德志士拉殉葬品，依據的是道德律令，於是更顯得理直氣壯，於心無愧。
且看《唐書·忠義傳》的一段記載：
“張巡（唐朝將領）守睢陽城，尹子奇（叛軍）攻圍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
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
「請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
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
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
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
這就是歷代讚頌的“殺妾饗士”之事。
在野蠻戰爭中，破城之後大肆屠城、殺降卒的事情並不鮮聞，
這裡體現的是血淋淋的叢林法則，沒什麼可說的。
但張巡殺婦幼以饗軍士，與其說是叢林法則下的野蠻行徑，
不如說是基於精忠報國追求的“道德”抉擇。
本來道德的形成正是人類告別叢林法則的標誌，
何以在道德感召下的張巡卻做出了比叢林法則更血腥的“屠殺”？
為了守住一座城池，為了盡忠朝廷，不惜殺掉兩三萬老百姓，
吃掉兩三萬老百姓，最後終於博得一個“忠義”之名，寫進了《忠義傳》。
我怎麼也想不通，這是哪一門子的“忠義”？
德豐碑下的殉葬品
作者：吳鉤
道德豐碑下的殉葬品2013.05.03 南宋寶佑四年（1256年）狀元文天祥被元王朝殺害前，
曾留下一首“衣帶銘”：“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這是文天祥的道德自白，也是儒教意識形態下正統讀書人的精神寫照。
儒家贊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身家性命與仁義忠節相比，是不十分值錢的，正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芸芸眾生逝世了，如煙雲消散，不留痕跡；
舍生取義的聖賢後裔們，則在身後豎起萬人景仰的道德豐碑。
我讀史書時，每遇到一座這樣的道德豐碑，心頭總是油然生起崇敬之情。
直至有一天，我發現，這光彩奪目的豐碑不單由烈士的血肉築成，
底下還墊著被烈士拉來殉葬的累累白骨。
每念及此，對先賢的道德形象難免就暗生疑竇。
比如，南宋末年，文天祥被擄後，陸秀夫與張世傑一道共撐危局。
1279年3月，南宋小朝廷與元軍在廣東崖山海面決戰，
宋軍敗，陸秀夫自覺護駕無力，決心以身殉國，乃先驅妻子入海，哭拜幼帝：
“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佑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
然後抱起九歲的小皇帝，以匹練束在一起，用黃金玉璽墜腰間，從容投海，
完成了舍生取義的最後一個規定動作。
對陸秀夫而言，他的死已經成全了自己的千古忠名。
如果陸秀夫孤身蹈海，我會對他保持完整的崇敬；
可是，想到陸的妻兒，不是死於敵手，也不是為敵所虜，而是被丈夫驅逐投水，
還有一個尚不懂世事的9歲小皇帝，也糊里糊塗“當為國死”，成為陸左丞相的道德殉葬品。
我心裡實在納悶：
為著一個崇高的道德目標，決意殉道的人是不是就可以要求旁人跟他一樣舍生取義？
舍生固然可取義，殺身固然為成仁，然而，“取義”、“成仁”，
是不是可以成為捨他人之生、殺他人之身的正當理由？
對於儒教意識形態下的道德志士來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孔夫子只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卻沒有說，己所欲，亦不施於人。
既然一個偉大的道德目標可以讓自己為之獻身，旁人當然也不應該苟且偷生。
換句話說，要他們為大義放棄生命，來成全自己的道德追求也是合乎道理的。
明初的方孝孺是一位青史留名的德高望重之士。
野史相傳朱棣奪位成功後，召方孝孺起草登極詔書，方堅拒；
再迫之，乃書“燕賊篡位”四字。朱棣大怒道：“汝獨不顧九族乎？”
方答：“便十族奈我何？”朱棣果然就誅了方氏十族。
舊時株連，最嚴重的是誅九族，誅十族則自方孝孺始。
朱棣的殘忍令人髮指，方孝孺“威武不能屈”的膽氣也的確讓人肅然起敬，
但他一句“便十族奈我何”，卻令我有些不寒而栗。
流氓帝王殺人，仗恃的是暴力，有時還難免自知理虧，要百般掩飾。
比如方孝孺死後，天啟二年（1622年），朱明皇帝還得錄方氏遺嗣，給予祭葬及諡號。
道德志士拉殉葬品，依據的是道德律令，於是更顯得理直氣壯，於心無愧。
且看《唐書·忠義傳》的一段記載：
“張巡（唐朝將領）守睢陽城，尹子奇（叛軍）攻圍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
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
「請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
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
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
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
這就是歷代讚頌的“殺妾饗士”之事。
在野蠻戰爭中，破城之後大肆屠城、殺降卒的事情並不鮮聞，
這裡體現的是血淋淋的叢林法則，沒什麼可說的。
但張巡殺婦幼以饗軍士，與其說是叢林法則下的野蠻行徑，
不如說是基於精忠報國追求的“道德”抉擇。
本來道德的形成正是人類告別叢林法則的標誌，
何以在道德感召下的張巡卻做出了比叢林法則更血腥的“屠殺”？
為了守住一座城池，為了盡忠朝廷，不惜殺掉兩三萬老百姓，
吃掉兩三萬老百姓，最後終於博得一個“忠義”之名，寫進了《忠義傳》。
我怎麼也想不通，這是哪一門子的“忠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