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災民理性
作者 任不寐 節選自《災變論》
我用“災民理性”來概述“中國人的精神”。
它完全是達爾文主義的，是精神對災變的直接適應。
1、災民理性是被動適應的理性精神，由於災變設定了人的生存危機的境遇，“
一切為了活著”成為人生主要目的。我稱之為“活命哲學”。
2、由於物質財富和生活資料對活著的關鍵意義，對物質利益極端關注，
形成人生論的（而不是宇宙論的）唯物主義和以活命和利益為基本導向的唯我實用主義。
可以勉強使用“實用理性”這樣的概念，來概括這種精神
（因為我們必需抵防它與美國實用主義之間的混淆）。
另一個可以使用的概念是“利益崇拜”，這是一種拜物教，
一種以金錢和物質利益為上帝的“偶像崇拜”。
3、為了利益寧無所不為，為了利益寧一無所為。我把這種極端自私稱為“生存自私”。
生存自私和不當佔有資源的數量正相關，
因而“權力自私”是“生存自私”中最極端最瘋狂的形式。
4、上述災民理性不僅產生於災變經驗本身，也來自一種靈魂的恐懼：
對災變發生的“不確定性”或“不可預料性”的確信。
災民對存在缺乏基本的安全感，我稱之為“生存恐懼”。
“生存恐懼”根源於現實災變的恐怖，
以及對此前無數恐怖的記憶，和對未來災變的無把握感。
這種獨特的生存焦慮或災民恐懼，對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某種源的意義。
同樣，由於掠奪和徵收的野蠻性，並因此由於對被剝奪和被報復的擔憂，
“權力恐懼”是最大的“生存恐懼”。 “生存恐懼”最基本的形式是“飢餓恐懼”，
“飢餓恐懼”足以表徵災變對歷史的文化控制。
5、生存資源的極度短缺導致殘酷的生存競爭，
人與自然的衝突轉化為人與人的衝突，
人與人的關係或“仁”被視為人存在的本質。生存型競爭不斷接近“你死我活”的底線；
反復出現的自然和社會的災變暴虐陶冶了人性的暴虐；
“敵人意識”成為人際關係的首要原則。 “
火線上的士兵，是能夠用剛剛上過廁所的手抓起碗筷就吃飯的人…
野戰士兵要回歸野性。
”東史郎描寫的幾隻日本野獸在華的殺人為樂的暴行，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人對中國人也經常幹。人與人因生存競爭成為敵人，“
敵人意識”首先表現為人對人是狼，人對人的暴虐，我稱之為“災民暴政”。
其次表現為普遍缺乏愛和同情心，我稱之為“道德癡呆”。
6、在“沒有退路”（的確沒有退路和想像沒有退路）的生存競爭中，
人何以實現“活著”的人生理想？靠原始的“力量”，
特別是靠蠻力和基力以及一種極端機會主義的精明。
我分別稱之為“力量崇拜”和“狡猾崇拜”。
“力量崇拜”的核心是暴力崇拜：暴力成為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最經常的和最後的手段。
不僅如此，暴力還被賦予倫理意義，不僅具有工具理性，且其有價值理性，
它的哲學是“強權是真理，利害是是非”。
與此相關，“狡猾崇拜”的原則是“無恥是智慧，麻木是成熟”。
消極的“力量崇拜”是“馴良”（辜鴻鳴不幸言中），是巴金先生說的“奴在其心”。
“力量”和“狡猾”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
7、“戰鬥者小團體”或災民團伙建立在一種我稱之為“梁山社群主義”的情感之上。
這是一種功利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精神。
為了生存和能夠蠻不講理地生存，是這種團伙“嘯聚”的主要動機。
我們說過，“集體”往往在災變中更有“效用”。
“隊員”向全社會神化首領的目的是為了強化這個團體的戰鬥力，
以最後實現個人的分配利益（按規矩的和首領賞賜的）。
但當資源被徵收或搶劫到“集體”內部以後，
“分封”和“瓜分”的矛盾便在集休內部殘酷地展開，“敵人意識”內化，往日的戰友成為敵人。
內部競爭通過暴力和狡猾的選擇，新首領出現或舊首領不斷集權。
“隊員”為了生存利益而恭維、投靠和效忠強化集權傾向，
效忠是為了購買分配的利益，分配是首領購買集權支出的費用。
為集權目的，“轉移支付”在團休內不斷進行，內部鬥爭反復出現。
“經驗性災民理性”有兩大特徵：機會主義和適應性。
這是“原始思維”的兩大特徵，或者說是“經驗時代”的基本精神。
災民理性可以用西方心理學的“對抗過程理論”來解釋，
圍繞生存資源產生的歷史性的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對抗，
以及在此基礎上激發起來的人性之惡和人性之善的衝突，形成了災民理性這種思維定式。
災民利益是漫長的歷史時期逐漸形成的，其有一定的穩定性。
因此即使在災變以後相對和平的年代和歷史進入近代和當代，
它仍舊不同程度地佔據著中國人的靈魂。
何況“革命的世紀”和“極端的年代”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各種災變，
因此，毋寧說在現代化的坎坷過程中，災民理性的某些方面正不斷增長。
作者 任不寐 節選自《災變論》
我用“災民理性”來概述“中國人的精神”。
它完全是達爾文主義的，是精神對災變的直接適應。
1、災民理性是被動適應的理性精神，由於災變設定了人的生存危機的境遇，“
一切為了活著”成為人生主要目的。我稱之為“活命哲學”。
2、由於物質財富和生活資料對活著的關鍵意義，對物質利益極端關注，
形成人生論的（而不是宇宙論的）唯物主義和以活命和利益為基本導向的唯我實用主義。
可以勉強使用“實用理性”這樣的概念，來概括這種精神
（因為我們必需抵防它與美國實用主義之間的混淆）。
另一個可以使用的概念是“利益崇拜”，這是一種拜物教，
一種以金錢和物質利益為上帝的“偶像崇拜”。
3、為了利益寧無所不為，為了利益寧一無所為。我把這種極端自私稱為“生存自私”。
生存自私和不當佔有資源的數量正相關，
因而“權力自私”是“生存自私”中最極端最瘋狂的形式。
4、上述災民理性不僅產生於災變經驗本身，也來自一種靈魂的恐懼：
對災變發生的“不確定性”或“不可預料性”的確信。
災民對存在缺乏基本的安全感，我稱之為“生存恐懼”。
“生存恐懼”根源於現實災變的恐怖，
以及對此前無數恐怖的記憶，和對未來災變的無把握感。
這種獨特的生存焦慮或災民恐懼，對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某種源的意義。
同樣，由於掠奪和徵收的野蠻性，並因此由於對被剝奪和被報復的擔憂，
“權力恐懼”是最大的“生存恐懼”。 “生存恐懼”最基本的形式是“飢餓恐懼”，
“飢餓恐懼”足以表徵災變對歷史的文化控制。
5、生存資源的極度短缺導致殘酷的生存競爭，
人與自然的衝突轉化為人與人的衝突，
人與人的關係或“仁”被視為人存在的本質。生存型競爭不斷接近“你死我活”的底線；
反復出現的自然和社會的災變暴虐陶冶了人性的暴虐；
“敵人意識”成為人際關係的首要原則。 “
火線上的士兵，是能夠用剛剛上過廁所的手抓起碗筷就吃飯的人…
野戰士兵要回歸野性。
”東史郎描寫的幾隻日本野獸在華的殺人為樂的暴行，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人對中國人也經常幹。人與人因生存競爭成為敵人，“
敵人意識”首先表現為人對人是狼，人對人的暴虐，我稱之為“災民暴政”。
其次表現為普遍缺乏愛和同情心，我稱之為“道德癡呆”。
6、在“沒有退路”（的確沒有退路和想像沒有退路）的生存競爭中，
人何以實現“活著”的人生理想？靠原始的“力量”，
特別是靠蠻力和基力以及一種極端機會主義的精明。
我分別稱之為“力量崇拜”和“狡猾崇拜”。
“力量崇拜”的核心是暴力崇拜：暴力成為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最經常的和最後的手段。
不僅如此，暴力還被賦予倫理意義，不僅具有工具理性，且其有價值理性，
它的哲學是“強權是真理，利害是是非”。
與此相關，“狡猾崇拜”的原則是“無恥是智慧，麻木是成熟”。
消極的“力量崇拜”是“馴良”（辜鴻鳴不幸言中），是巴金先生說的“奴在其心”。
“力量”和“狡猾”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
7、“戰鬥者小團體”或災民團伙建立在一種我稱之為“梁山社群主義”的情感之上。
這是一種功利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精神。
為了生存和能夠蠻不講理地生存，是這種團伙“嘯聚”的主要動機。
我們說過，“集體”往往在災變中更有“效用”。
“隊員”向全社會神化首領的目的是為了強化這個團體的戰鬥力，
以最後實現個人的分配利益（按規矩的和首領賞賜的）。
但當資源被徵收或搶劫到“集體”內部以後，
“分封”和“瓜分”的矛盾便在集休內部殘酷地展開，“敵人意識”內化，往日的戰友成為敵人。
內部競爭通過暴力和狡猾的選擇，新首領出現或舊首領不斷集權。
“隊員”為了生存利益而恭維、投靠和效忠強化集權傾向，
效忠是為了購買分配的利益，分配是首領購買集權支出的費用。
為集權目的，“轉移支付”在團休內不斷進行，內部鬥爭反復出現。
“經驗性災民理性”有兩大特徵：機會主義和適應性。
這是“原始思維”的兩大特徵，或者說是“經驗時代”的基本精神。
災民理性可以用西方心理學的“對抗過程理論”來解釋，
圍繞生存資源產生的歷史性的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對抗，
以及在此基礎上激發起來的人性之惡和人性之善的衝突，形成了災民理性這種思維定式。
災民利益是漫長的歷史時期逐漸形成的，其有一定的穩定性。
因此即使在災變以後相對和平的年代和歷史進入近代和當代，
它仍舊不同程度地佔據著中國人的靈魂。
何況“革命的世紀”和“極端的年代”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各種災變，
因此，毋寧說在現代化的坎坷過程中，災民理性的某些方面正不斷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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