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複雜
語音：
我們以前提到過一個詞叫“奧卡姆剃刀原理” - 若無必要，勿增實體。
說白了，就是能簡單就千萬別搞複雜。
很多人覺得很困惑，
比如說一家公司，不是我想做的複雜，是確實有那麼多事要幹，只好多設崗位和部門。
那你這個“奧卡姆剃刀原理”不是廢話嗎？還真就不是廢話，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提醒。
因為多設一個部門一個崗位好處的，看得見的就是多幹活了。而壞處是看不見。
比如說，新部門會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而幹一些沒必要的事。
甚至，是為了膨脹部門的存在而幹一些壞事，這些東西剛開始都看不見。
雖然每一次增加複雜性都看似很必要，但是時間一長會導致系統本身的崩潰。
為什麼打公司的效率都會下降啊？就是這個原因。
*****
文章：“陽光下的潰爛：揭秘德國第一大產業”
很少有人會想到，德國最大的產業是社會救助產業 - 從業人員200萬，
相當於德國汽車業，建築業，採礦業，鋼鐵業，漁業，
飛機製造業及能源行業的從業人員數量總和。
德國最大的企業不是大眾或者奔馳，也不是西門子或者拜耳，
而是一家名為明愛會的天主教救助組織，旗下僱員總數超過50萬人。其
主要競爭對手新教的社會福利會，僱員總數超過45萬人。
德國最大的幾個慈善企業擁有10萬個“分支機構” -
這相當於德國所有肉舖，麵包店，藥店和加油站數量的總和。
據估算，德國救助產業每年總產值為1100 - 1400億歐元這其中，
個人和機構每年捐贈大約為100億歐元，來自保險業的有200億歐元，
其餘都來自財政撥款德國政府稅收的1 /5流向了救助產業。
為了避免政府機構的官僚主義和低效率，
德國政府把福利救助工作大量外包給私營機構去做，
包括各類救助協會，慈善基金和私人救助企業，盡量避免政府機關直接去做。
但是，現代社會問題的複雜性在這裡就表現出來了。
看上去很合理甚至必不可少的制度規定，卻產生了預想不到的不良後果。
既然公民或者福利救助是憲法權利，
那麼，政府就不能為救助資金設定一個上限，
而是只要有符合條件的福利需求，就應該盡量滿足。
可想而知，這樣一來，救助機構增加收入的主要辦法就是增加“顧客”，
也就是找到盡可能符合救助條件的人，找到一個，就可以去找政府要一份錢。
於是，各種救助機構像下網捕魚那樣在各地搜尋。
他們反复巡視社區，走遍每一條街道，耐心地尋找，
發掘甚至培育下一個救助對象，把他們變成自己的顧客。
一位德國市長抱怨說：
很多不識字的人來提交教育方面的救助申請，
申請書中卻充滿了教育專家才懂的專業詞彙統計表明，
德國95％的人至少有一次成為救助機構的顧客。
兩德統一初期，東德地區失業問題嚴重。
德國政府成立了許多就業機構，幫助失業者找工作
。多年以後，統一帶來的失業問題早已不復存在，
但眾多就業機構卻延續下來，並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失業經濟” -
靠幫助失業者找工作，
甚至人為創造出只為解決失業的工作崗位，以獲得來自政府的收入。
一位失業者，先是被就業公司指派了一個“工作”：
觀察一種受保護鳥類，四個人一組，只是觀察，其他什麼都不幹。
失業者覺得這比呆在家裡還無聊，公司給他換了個“工作”：
在圖書館裡抄寫一本關於腓特烈大帝的書他拒絕了之後被安排到一間辦公室裡八個。
月之內他的工作內容是：
接了兩個電話，取了幾次郵件，把車開去加油兩次這樣他還被稱讚工作勤奮。
又例如，在一個屬於紅十字會的衣物申領點，28個婦女被就業公司分配到了這裡，
工作是清洗，縫補，歸類人們捐贈來的衣物。但幾乎沒人來申領這些衣物。
一個月後，卡車送來下一批捐贈衣物，同時把上一批整理好的衣物拉走。
處理成碎布賣掉0.28位婦女工作的唯一意義就是，
讓紅十字會因為解決了就業問題而從政府那裡得到補貼。
很多失業者因為救濟金足夠生活而拒絕工作，另一方面就業機構也更需要失業者。
失業者是他們的顧客。如果失業者大量消失，他們就將失去顧客，減少收入。
衛生專家驚訝地發現，按照統計數據，1994年 - 2010年，德國的殘疾人數量增長了一倍。
德國人的身體當然沒有退化，只不過，符合殘疾人定義的人大幅增加了。
許許多多的健康人被救助機構鑑定為殘疾人，目的當然人所共知。
救助機構針對兒童的工作尤其驚人。
他們主要和下層階級家庭的孩子打交道，並
非常樂於在這些孩子中發現殘疾和學習障礙者。這可是“優質客戶”。
兒童在學習中難免會遇到一些問題和困難。
事實上，經過學校，家長，孩子的共同努力，絕大多數問題和困難都會消失或解決。
但很多下層階級家庭卻會輕易放棄，允許救助機構從此把孩子歸為殘疾人或學習障礙者。
這樣做的結果是，救助機構得到了一個長期客戶，
可孩子卻被貼上了終身的標籤他們將很難進入正常學校接受教育 -
救助機構的特殊學校在等著他們，成年後，他們也很難進入正常勞動力市場。
一個深受此害的人將這些救助機構怒斥為“慈善黑手黨”。
在工作人員的努力開拓市場之下，救助機構的收入節節攀升。
按規定，這些錢不能流入私人腰包，只能繼續用於救助業。
於是，面對著花不完的錢，救助機構年年都要興建新大樓，購置新設備，招聘更多的人員。
更多的人加入救助業，努力工作，然後會發現，
培育更多的救助對象，從政府那裡得到更多的收入，
然後興建更多的大樓，招聘更多的人員......
救助產業一片興旺。按就業人數計算，
德國救助產業在過去15年的發展速度是德國整體經濟發展速度的7倍。
一些德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40％都交給了各種救助機構，
以至於這些地方的公共設施和道路的維護資金嚴重匱乏。
德國原本歐洲一流的公共設施正因為資金不足而逐漸敗壞。
重要的是，雖然救助產業高速擴張，消耗了大量資金，
製造出越來越多的社會難題，但這一切都是依法進行的，其間並無大規模違法亂紀之事。
這個巨大產業完全符合德國的法律法規。
德國福利社會制度堪稱“眼鏡蛇效應”的典範，他們大力獎勵那些原本想要消滅的事情。
眼鏡蛇效應
印度人一度飽受眼鏡蛇肆虐的痛苦為此，英國總督頒布了一項法令：。
向當局提交一條死蛇可以獲得一盧比的獎勵於是印度人開始大規模飼養眼鏡蛇，
換取英國政府的獎勵，而蛇災卻完全沒有得到緩解。
經濟學界將這一現象稱為“眼鏡蛇效應”。
在這個背景下看德國的難民問題，就會恍然大悟。
表面上看起來，德國人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制約，
愚蠢地發善心，魯莽地接受了大量難民，給自己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
但從德國救助機構的情況來看，情況很可能是，難民問題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好題材。
難民則是救助機構的“優質客戶”。
各家救助機構爭先恐後地緊緊抓住難民這個不容浪費的好題材，
精耕細作，深入開發，實現道義和資金的雙豐收。
梅克爾政府無力對抗，只能順應這種強大的潮流。
而且，別看難民按月從德國政府那裡領取豐厚補貼，
但真正的大頭收入落到了誰手裡，那還用問嗎？
但是即使大家都知道福利制度弊端嚴重，這個問題也不可能解決。
直接從業人員200萬，加上家屬和上下游產業，
德國至少有數百萬乃至上千萬人直接間接靠福利制度謀生賺錢。
他們可不是軟弱渙散的救助對象，
他們是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 - 都有選票，有能力且有意願影響政策。
投票制度下，這種人數上的優勢，
足以確保任何試圖削減福利制度的政策都難以通過，
任何想要和救助產業為難的政治家都會很快下台。
政客在政府和救助機構之間“旋轉”，名利雙收內政部長卸任後，
轉而擔任紅十字會主席;議會黨團主席下台後，
成為工人慈善聯合會主席一位資深議員，先是出任政府家庭委員會主席。
之後離開議會，在福利機構中專門負責政治方面的工作。
過了幾年，機會合適，又回到議會重新成為議員。
直接在社會救助企業中兼任高層職位的議員，佔議員總數的35％。比例比執政黨還要高。
實際上可以說，德國議會中的最大黨是“救助黨”。
所以救助業不但是德國規模最大的行業，還是政治和社會影響力最大的行業。
德國上下根本沒有能與之抗衡的力量。大家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錯誤的公共政策如果是基於人們的愚蠢，雖然可能造成很大損失，但畢竟還有希望。
人是會學習的動物。當他們不再愚蠢時，那些錯誤就會被調整和改正。
可是，如果錯誤的公共政策建立在人們精明的基礎上，那就真的是無計可施束手無策了。
人們越善於學習，越精明，越能幹，這些錯誤就越堅固越難以撼動。
歷史上很多盛極一時文明的衰落，其實都源於此。
文章出處說明：
本文由作者李子暘授權羅輯思維獨家首發。
商業轉載請取得授權，非商業轉載請註明出處微信公眾號“羅輯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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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前提到過一個詞叫“奧卡姆剃刀原理” - 若無必要，勿增實體。
說白了，就是能簡單就千萬別搞複雜。
很多人覺得很困惑，
比如說一家公司，不是我想做的複雜，是確實有那麼多事要幹，只好多設崗位和部門。
那你這個“奧卡姆剃刀原理”不是廢話嗎？還真就不是廢話，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提醒。
因為多設一個部門一個崗位好處的，看得見的就是多幹活了。而壞處是看不見。
比如說，新部門會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而幹一些沒必要的事。
甚至，是為了膨脹部門的存在而幹一些壞事，這些東西剛開始都看不見。
雖然每一次增加複雜性都看似很必要，但是時間一長會導致系統本身的崩潰。
為什麼打公司的效率都會下降啊？就是這個原因。
*****
文章：“陽光下的潰爛：揭秘德國第一大產業”
很少有人會想到，德國最大的產業是社會救助產業 - 從業人員200萬，
相當於德國汽車業，建築業，採礦業，鋼鐵業，漁業，
飛機製造業及能源行業的從業人員數量總和。
德國最大的企業不是大眾或者奔馳，也不是西門子或者拜耳，
而是一家名為明愛會的天主教救助組織，旗下僱員總數超過50萬人。其
主要競爭對手新教的社會福利會，僱員總數超過45萬人。
德國最大的幾個慈善企業擁有10萬個“分支機構” -
這相當於德國所有肉舖，麵包店，藥店和加油站數量的總和。
據估算，德國救助產業每年總產值為1100 - 1400億歐元這其中，
個人和機構每年捐贈大約為100億歐元，來自保險業的有200億歐元，
其餘都來自財政撥款德國政府稅收的1 /5流向了救助產業。
為了避免政府機構的官僚主義和低效率，
德國政府把福利救助工作大量外包給私營機構去做，
包括各類救助協會，慈善基金和私人救助企業，盡量避免政府機關直接去做。
但是，現代社會問題的複雜性在這裡就表現出來了。
看上去很合理甚至必不可少的制度規定，卻產生了預想不到的不良後果。
既然公民或者福利救助是憲法權利，
那麼，政府就不能為救助資金設定一個上限，
而是只要有符合條件的福利需求，就應該盡量滿足。
可想而知，這樣一來，救助機構增加收入的主要辦法就是增加“顧客”，
也就是找到盡可能符合救助條件的人，找到一個，就可以去找政府要一份錢。
於是，各種救助機構像下網捕魚那樣在各地搜尋。
他們反复巡視社區，走遍每一條街道，耐心地尋找，
發掘甚至培育下一個救助對象，把他們變成自己的顧客。
一位德國市長抱怨說：
很多不識字的人來提交教育方面的救助申請，
申請書中卻充滿了教育專家才懂的專業詞彙統計表明，
德國95％的人至少有一次成為救助機構的顧客。
兩德統一初期，東德地區失業問題嚴重。
德國政府成立了許多就業機構，幫助失業者找工作
。多年以後，統一帶來的失業問題早已不復存在，
但眾多就業機構卻延續下來，並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失業經濟” -
靠幫助失業者找工作，
甚至人為創造出只為解決失業的工作崗位，以獲得來自政府的收入。
一位失業者，先是被就業公司指派了一個“工作”：
觀察一種受保護鳥類，四個人一組，只是觀察，其他什麼都不幹。
失業者覺得這比呆在家裡還無聊，公司給他換了個“工作”：
在圖書館裡抄寫一本關於腓特烈大帝的書他拒絕了之後被安排到一間辦公室裡八個。
月之內他的工作內容是：
接了兩個電話，取了幾次郵件，把車開去加油兩次這樣他還被稱讚工作勤奮。
又例如，在一個屬於紅十字會的衣物申領點，28個婦女被就業公司分配到了這裡，
工作是清洗，縫補，歸類人們捐贈來的衣物。但幾乎沒人來申領這些衣物。
一個月後，卡車送來下一批捐贈衣物，同時把上一批整理好的衣物拉走。
處理成碎布賣掉0.28位婦女工作的唯一意義就是，
讓紅十字會因為解決了就業問題而從政府那裡得到補貼。
很多失業者因為救濟金足夠生活而拒絕工作，另一方面就業機構也更需要失業者。
失業者是他們的顧客。如果失業者大量消失，他們就將失去顧客，減少收入。
衛生專家驚訝地發現，按照統計數據，1994年 - 2010年，德國的殘疾人數量增長了一倍。
德國人的身體當然沒有退化，只不過，符合殘疾人定義的人大幅增加了。
許許多多的健康人被救助機構鑑定為殘疾人，目的當然人所共知。
救助機構針對兒童的工作尤其驚人。
他們主要和下層階級家庭的孩子打交道，並
非常樂於在這些孩子中發現殘疾和學習障礙者。這可是“優質客戶”。
兒童在學習中難免會遇到一些問題和困難。
事實上，經過學校，家長，孩子的共同努力，絕大多數問題和困難都會消失或解決。
但很多下層階級家庭卻會輕易放棄，允許救助機構從此把孩子歸為殘疾人或學習障礙者。
這樣做的結果是，救助機構得到了一個長期客戶，
可孩子卻被貼上了終身的標籤他們將很難進入正常學校接受教育 -
救助機構的特殊學校在等著他們，成年後，他們也很難進入正常勞動力市場。
一個深受此害的人將這些救助機構怒斥為“慈善黑手黨”。
在工作人員的努力開拓市場之下，救助機構的收入節節攀升。
按規定，這些錢不能流入私人腰包，只能繼續用於救助業。
於是，面對著花不完的錢，救助機構年年都要興建新大樓，購置新設備，招聘更多的人員。
更多的人加入救助業，努力工作，然後會發現，
培育更多的救助對象，從政府那裡得到更多的收入，
然後興建更多的大樓，招聘更多的人員......
救助產業一片興旺。按就業人數計算，
德國救助產業在過去15年的發展速度是德國整體經濟發展速度的7倍。
一些德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40％都交給了各種救助機構，
以至於這些地方的公共設施和道路的維護資金嚴重匱乏。
德國原本歐洲一流的公共設施正因為資金不足而逐漸敗壞。
重要的是，雖然救助產業高速擴張，消耗了大量資金，
製造出越來越多的社會難題，但這一切都是依法進行的，其間並無大規模違法亂紀之事。
這個巨大產業完全符合德國的法律法規。
德國福利社會制度堪稱“眼鏡蛇效應”的典範，他們大力獎勵那些原本想要消滅的事情。
眼鏡蛇效應
印度人一度飽受眼鏡蛇肆虐的痛苦為此，英國總督頒布了一項法令：。
向當局提交一條死蛇可以獲得一盧比的獎勵於是印度人開始大規模飼養眼鏡蛇，
換取英國政府的獎勵，而蛇災卻完全沒有得到緩解。
經濟學界將這一現象稱為“眼鏡蛇效應”。
在這個背景下看德國的難民問題，就會恍然大悟。
表面上看起來，德國人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制約，
愚蠢地發善心，魯莽地接受了大量難民，給自己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
但從德國救助機構的情況來看，情況很可能是，難民問題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好題材。
難民則是救助機構的“優質客戶”。
各家救助機構爭先恐後地緊緊抓住難民這個不容浪費的好題材，
精耕細作，深入開發，實現道義和資金的雙豐收。
梅克爾政府無力對抗，只能順應這種強大的潮流。
而且，別看難民按月從德國政府那裡領取豐厚補貼，
但真正的大頭收入落到了誰手裡，那還用問嗎？
但是即使大家都知道福利制度弊端嚴重，這個問題也不可能解決。
直接從業人員200萬，加上家屬和上下游產業，
德國至少有數百萬乃至上千萬人直接間接靠福利制度謀生賺錢。
他們可不是軟弱渙散的救助對象，
他們是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 - 都有選票，有能力且有意願影響政策。
投票制度下，這種人數上的優勢，
足以確保任何試圖削減福利制度的政策都難以通過，
任何想要和救助產業為難的政治家都會很快下台。
政客在政府和救助機構之間“旋轉”，名利雙收內政部長卸任後，
轉而擔任紅十字會主席;議會黨團主席下台後，
成為工人慈善聯合會主席一位資深議員，先是出任政府家庭委員會主席。
之後離開議會，在福利機構中專門負責政治方面的工作。
過了幾年，機會合適，又回到議會重新成為議員。
直接在社會救助企業中兼任高層職位的議員，佔議員總數的35％。比例比執政黨還要高。
實際上可以說，德國議會中的最大黨是“救助黨”。
所以救助業不但是德國規模最大的行業，還是政治和社會影響力最大的行業。
德國上下根本沒有能與之抗衡的力量。大家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錯誤的公共政策如果是基於人們的愚蠢，雖然可能造成很大損失，但畢竟還有希望。
人是會學習的動物。當他們不再愚蠢時，那些錯誤就會被調整和改正。
可是，如果錯誤的公共政策建立在人們精明的基礎上，那就真的是無計可施束手無策了。
人們越善於學習，越精明，越能幹，這些錯誤就越堅固越難以撼動。
歷史上很多盛極一時文明的衰落，其實都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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