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新研究：超級公司和收入不平等
《哈佛商業評論》6月刊的封面討論了一個話題——“公司不平等”。
在了解這個話題之前，我們先說一下美國發生過的抗議事件。
2013年12月，谷歌員工班車被一群抗議者攔了下來，抗議者控訴谷歌員工待遇太好，
不僅隨時都有免費自助餐吃，還創造了一個高物價的世界，而其他人只能艱難地維持生計。
那段時間，蘋果公司員工也遇到了類似的抗議，
抗議者表示，這是為了讓有錢的技術公司知道，自己造成了什麼後果。
斯坦福大學教授尼古拉斯·布魯姆認為，這些抗議活動，就是“公司不平等”引起的後果之一。
他在《哈佛商業評論》6月刊寫文章提出，
“公司不平等”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受到最好的教育、擁有最高技術水平的人才都聚集在最成功的公司裡，
他們漲薪的幅度也比其他人高很多。
布魯姆說，英國脫歐投票和最近的美國總統大選顯示，
由“公司不平等”導致的“收入不平等”，是民粹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抬頭的原因之一，
也威脅到世界各地政府和經濟的穩定性。
布魯姆和研究夥伴們以1978年至2013年間的美國雇主和員工為研究對象，
他們發現，
如果公司僱用的員工來自高收入人群，平均工資就會漲得很快，
相反，如果僱傭的大部分是低收入人群員工，平均工資就漲得很慢。
也就是說，公司之間的不平等，其實就是個人不平等的寫照。
布魯姆說，人們之所以很少意識到這一點，
是因為工資差距在公司內部並沒有外部那麼明顯。
那麼，公司之間的不平等是如何產生的呢？布魯姆提出了三點原因。
第一點就是外包的崛起。我們先來看看通用電氣的案例。
1960年代，通用電氣僱用了工人、經理、高管等各類員工。
但是在過去的十幾年，通用電氣把很多職能外包，
或實現了自動化，但員工總數依然維持在30萬人左右，變化不大。
也就是說，除了外包和自動化的部分，通用電氣本身僱用的員工，偏向了工程師和程序員。
這說明通用電氣加倍投資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同時付錢讓其他公司處理不太重要的工作。
這樣就造成了業內兩極分化的趨勢，
一邊是知識密集型公司，他們的員工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擁有稀缺技能，
另一邊則是勞動密集型公司，員工大多受教育程度低，
薪資停滯甚至下滑，福利也得不到保障。
第二點原因是IT和自動化的應用。調查表明，
公司之間的薪資不平等在IT投資力度大的行業中尤其明顯，
企業軟件升級和日常工作自動化都讓大公司的管理更加輕鬆，
他們通過技術投資，迅速擴大規模並賺取利潤。
最後一個原因叫做“贏者多吃”競爭。
“贏者多吃”這個詞原本是用來形容美國大選的一條規則，
比如特朗普在某個州獲得的普選票比別的候選人多，
那他就可以贏得這個州所有的選舉人票。
這個詞用在這裡，是表示掌握著大部分資源的大公司在行業內持續壟斷，直到全面勝利。
贏家公司給員工加薪，讓他們解決認知層面的有趣挑戰，
但那些輸家公司的員工，只能一直簽訂外包合同，拿著很低的薪水。
我們知道了造成公司不平等的三個原因，該怎麼補救呢？
布魯姆提出，第一點當然是反壟斷，贏者之所以能夠多吃，就是因為缺乏競爭。
第二，從公司不平等的角度重新審核現在的政策。
比如，美國有一個“多德弗蘭克法案”，要求公司必須公佈CEO和普通員工的薪水比例，
為的就是減少公司內部的工資差距。但前面已經說過，
內部差距其實並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因此這項法案可能沒有太大作用。
第三個補救措施，是改革公司決策和招聘措施。
並不是要讓大公司停止外包和自動化，
但高管們應該認識到，他們制定的戰略和決定將在多大程度上加劇收入不平等。
第四點，投資教育。以教育背景和技能篩選員工，加劇了公司間的不平等，
既然如此，幫助工人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他們獲得競爭的技能。
最後一點，布魯姆認為應該通過稅收政策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比如負所得稅制度，就是當收入低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可以直接獲得政府補貼。
布魯姆在文章的最後說，公司的確在我們的經濟命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比如，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剛創立谷歌的時候，
曾經邀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加入谷歌。
桑德伯格就是現在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當年桑德伯格認為谷歌的工作不夠高端，
施密特對她說，應該少關注工作的頭銜，多關心所加入組織的發展軌跡。
“如果你在火箭上有個座位，別計較坐在哪兒。先上去再說。”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機會加入大公司，肯定是要抓住這個機會的。
但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差距在擴大，
就是因為少數登上火箭的人的優勢在不斷積累。
因此，我們也應該考慮一下那些落在後面的人，為他們爭取一些平等。
參考來源：《哈佛商業評論》》6月刊（處在不平等時代的公司）
音頻稿：普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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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斯坦福大學教授尼古拉斯·布魯姆認為：
“公司不平等”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受到最好的教育、擁有最高技術水平的人才都聚集在最成功的公司裡，
他們漲薪的幅度也比其他人高很多。
布魯姆說，英國脫歐投票和最近的美國總統大選顯示，
由“公司不平等”導致的“收入不平等”，是民粹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抬頭的原因之一，
也威脅到世界各地政府和經濟的穩定性。
布魯姆和研究夥伴們以1978年至2013年間的美國雇主和員工為研究對象，
他們發現，如果公司僱用的員工來自高收入人群，平均工資就會漲得很快，
相反，如果僱傭的大部分是低收入人群員工，平均工資就漲得很慢。
也就是說，公司之間的不平等，其實就是個人不平等的寫照。
布魯姆說，人們之所以很少意識到這一點，
是因為工資差距在公司內部並沒有外部那麼明顯。
公司之間的不平等是如何產生的呢？
1. 外包的崛起
這樣就造成了業內兩極分化的趨勢，
一邊是知識密集型公司，他們的員工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擁有稀缺技能，
另一邊則是勞動密集型公司，員工大多受教育程度低，
薪資停滯甚至下滑，福利也得不到保障。
2. IT和自動化的應用
公司之間的薪資不平等在IT投資力度大的行業中尤其明顯，
企業軟件升級和日常工作自動化都讓大公司的管理更加輕鬆，
他們通過技術投資，迅速擴大規模並賺取利潤。
3. “贏者多吃”競爭
這個詞用在這裡，是表示掌握著大部分資源的大公司在行業內持續壟斷，直到全面勝利。
贏家公司給員工加薪，讓他們解決認知層面的有趣挑戰，
但那些輸家公司的員工，只能一直簽訂外包合同，拿著很低的薪水。
該怎麼補救呢？
1. 反壟斷，贏者之所以能夠多吃，就是因為缺乏競爭。
2. 從公司不平等的角度重新審核現在的政策。
比如，美國有一個“多德弗蘭克法案”，要求公司必須公佈CEO和普通員工的薪水比例，
為的就是減少公司內部的工資差距。但前面已經說過，
內部差距其實並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因此這項法案可能沒有太大作用。
3. 改革公司決策和招聘措施。
並不是要讓大公司停止外包和自動化，
但高管們應該認識到，他們制定的戰略和決定將在多大程度上加劇收入不平等。
4. 投資教育
5. 通過稅收政策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哈佛商業評論》6月刊的封面討論了一個話題——“公司不平等”。
在了解這個話題之前，我們先說一下美國發生過的抗議事件。
2013年12月，谷歌員工班車被一群抗議者攔了下來，抗議者控訴谷歌員工待遇太好，
不僅隨時都有免費自助餐吃，還創造了一個高物價的世界，而其他人只能艱難地維持生計。
那段時間，蘋果公司員工也遇到了類似的抗議，
抗議者表示，這是為了讓有錢的技術公司知道，自己造成了什麼後果。
斯坦福大學教授尼古拉斯·布魯姆認為，這些抗議活動，就是“公司不平等”引起的後果之一。
他在《哈佛商業評論》6月刊寫文章提出，
“公司不平等”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受到最好的教育、擁有最高技術水平的人才都聚集在最成功的公司裡，
他們漲薪的幅度也比其他人高很多。
布魯姆說，英國脫歐投票和最近的美國總統大選顯示，
由“公司不平等”導致的“收入不平等”，是民粹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抬頭的原因之一，
也威脅到世界各地政府和經濟的穩定性。
布魯姆和研究夥伴們以1978年至2013年間的美國雇主和員工為研究對象，
他們發現，
如果公司僱用的員工來自高收入人群，平均工資就會漲得很快，
相反，如果僱傭的大部分是低收入人群員工，平均工資就漲得很慢。
也就是說，公司之間的不平等，其實就是個人不平等的寫照。
布魯姆說，人們之所以很少意識到這一點，
是因為工資差距在公司內部並沒有外部那麼明顯。
那麼，公司之間的不平等是如何產生的呢？布魯姆提出了三點原因。
第一點就是外包的崛起。我們先來看看通用電氣的案例。
1960年代，通用電氣僱用了工人、經理、高管等各類員工。
但是在過去的十幾年，通用電氣把很多職能外包，
或實現了自動化，但員工總數依然維持在30萬人左右，變化不大。
也就是說，除了外包和自動化的部分，通用電氣本身僱用的員工，偏向了工程師和程序員。
這說明通用電氣加倍投資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同時付錢讓其他公司處理不太重要的工作。
這樣就造成了業內兩極分化的趨勢，
一邊是知識密集型公司，他們的員工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擁有稀缺技能，
另一邊則是勞動密集型公司，員工大多受教育程度低，
薪資停滯甚至下滑，福利也得不到保障。
第二點原因是IT和自動化的應用。調查表明，
公司之間的薪資不平等在IT投資力度大的行業中尤其明顯，
企業軟件升級和日常工作自動化都讓大公司的管理更加輕鬆，
他們通過技術投資，迅速擴大規模並賺取利潤。
最後一個原因叫做“贏者多吃”競爭。
“贏者多吃”這個詞原本是用來形容美國大選的一條規則，
比如特朗普在某個州獲得的普選票比別的候選人多，
那他就可以贏得這個州所有的選舉人票。
這個詞用在這裡，是表示掌握著大部分資源的大公司在行業內持續壟斷，直到全面勝利。
贏家公司給員工加薪，讓他們解決認知層面的有趣挑戰，
但那些輸家公司的員工，只能一直簽訂外包合同，拿著很低的薪水。
我們知道了造成公司不平等的三個原因，該怎麼補救呢？
布魯姆提出，第一點當然是反壟斷，贏者之所以能夠多吃，就是因為缺乏競爭。
第二，從公司不平等的角度重新審核現在的政策。
比如，美國有一個“多德弗蘭克法案”，要求公司必須公佈CEO和普通員工的薪水比例，
為的就是減少公司內部的工資差距。但前面已經說過，
內部差距其實並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因此這項法案可能沒有太大作用。
第三個補救措施，是改革公司決策和招聘措施。
並不是要讓大公司停止外包和自動化，
但高管們應該認識到，他們制定的戰略和決定將在多大程度上加劇收入不平等。
第四點，投資教育。以教育背景和技能篩選員工，加劇了公司間的不平等，
既然如此，幫助工人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他們獲得競爭的技能。
最後一點，布魯姆認為應該通過稅收政策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比如負所得稅制度，就是當收入低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可以直接獲得政府補貼。
布魯姆在文章的最後說，公司的確在我們的經濟命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比如，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剛創立谷歌的時候，
曾經邀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加入谷歌。
桑德伯格就是現在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當年桑德伯格認為谷歌的工作不夠高端，
施密特對她說，應該少關注工作的頭銜，多關心所加入組織的發展軌跡。
“如果你在火箭上有個座位，別計較坐在哪兒。先上去再說。”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機會加入大公司，肯定是要抓住這個機會的。
但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差距在擴大，
就是因為少數登上火箭的人的優勢在不斷積累。
因此，我們也應該考慮一下那些落在後面的人，為他們爭取一些平等。
參考來源：《哈佛商業評論》》6月刊（處在不平等時代的公司）
音頻稿：普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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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斯坦福大學教授尼古拉斯·布魯姆認為：
“公司不平等”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受到最好的教育、擁有最高技術水平的人才都聚集在最成功的公司裡，
他們漲薪的幅度也比其他人高很多。
布魯姆說，英國脫歐投票和最近的美國總統大選顯示，
由“公司不平等”導致的“收入不平等”，是民粹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抬頭的原因之一，
也威脅到世界各地政府和經濟的穩定性。
布魯姆和研究夥伴們以1978年至2013年間的美國雇主和員工為研究對象，
他們發現，如果公司僱用的員工來自高收入人群，平均工資就會漲得很快，
相反，如果僱傭的大部分是低收入人群員工，平均工資就漲得很慢。
也就是說，公司之間的不平等，其實就是個人不平等的寫照。
布魯姆說，人們之所以很少意識到這一點，
是因為工資差距在公司內部並沒有外部那麼明顯。
公司之間的不平等是如何產生的呢？
1. 外包的崛起
這樣就造成了業內兩極分化的趨勢，
一邊是知識密集型公司，他們的員工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擁有稀缺技能，
另一邊則是勞動密集型公司，員工大多受教育程度低，
薪資停滯甚至下滑，福利也得不到保障。
2. IT和自動化的應用
公司之間的薪資不平等在IT投資力度大的行業中尤其明顯，
企業軟件升級和日常工作自動化都讓大公司的管理更加輕鬆，
他們通過技術投資，迅速擴大規模並賺取利潤。
3. “贏者多吃”競爭
這個詞用在這裡，是表示掌握著大部分資源的大公司在行業內持續壟斷，直到全面勝利。
贏家公司給員工加薪，讓他們解決認知層面的有趣挑戰，
但那些輸家公司的員工，只能一直簽訂外包合同，拿著很低的薪水。
該怎麼補救呢？
1. 反壟斷，贏者之所以能夠多吃，就是因為缺乏競爭。
2. 從公司不平等的角度重新審核現在的政策。
比如，美國有一個“多德弗蘭克法案”，要求公司必須公佈CEO和普通員工的薪水比例，
為的就是減少公司內部的工資差距。但前面已經說過，
內部差距其實並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因此這項法案可能沒有太大作用。
3. 改革公司決策和招聘措施。
並不是要讓大公司停止外包和自動化，
但高管們應該認識到，他們制定的戰略和決定將在多大程度上加劇收入不平等。
4. 投資教育
5. 通過稅收政策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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