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為什麼中國人越來越焦慮
現在有一種很普遍的現象：相比從前，我們在物質上更豐富了，知道的事情也更多了，
但是很多人卻越來越焦慮和困惑。為什麼會這樣？一位文化人類學家給出了一個解釋。
閻雲翔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他是一位文化人類學家，曾經對東北一個農村下岬村做了長達10年的田野調查，
出版過《禮物的流動》和《私人生活的變革》兩本著作。
他在復旦大學的一個演講中，提出了開頭說的命題：
同三十年前相比，每一個中國家庭的財富都是增長的；每一個人的知識積累也都成倍增加。
但是，絕大多數人會感覺自己在精神領域經歷的是一個相反的過程。
更有錢了、知道的也更多了，但是感覺卻更差了。
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是閻雲翔教授的研究想回答的問題。
首先，了解一下閻雲翔教授建立的研究框架。
閻雲翔教授認為，用人格來概括一個人並不准確，更準確的說法是“為人的狀況”，
或者用中國的說法：做人。閻雲翔教授建立了一個做人框架，把做人分成三個部分。
他用了一個比方，稱之為生活在一個人頭腦中的三個小人。
這三個小人分別是：
代表慾望和直覺的個體（Inpidual）、
代表反思能力的自我（Self）、代表社會的關係人（Person）。
第一個小人個體代表著慾望，是對自我利益近乎本能的追求，
用閻雲翔教授的話說，它不需要任何教育和刺激，“以近乎生物性的存在寄於身體當中”。
第二個小人自我，是一種反思性和倫理性的存在，
會用價值規範作為衡量標準來看待自己和各種事物。
自我具備反思能力，它會在我們的頭腦中跳出來，觀照其他小人。
閻雲翔教授說：“這個小人不一定給你帶來幸福，反而會帶來更多困擾。但是一旦有了這個小人，你很難再將它塞回去，它有自我生長的機制。”
第三個小人是關係人。顧名思義，
這個小人主要是基於社會生活發揮作用和採取行動的，它希望不斷尋求社會認可。
閻雲翔教授把個體、自我和關係人的做人框架用於分析中國社會。
在他看來，從1949年到1978年改革開放，
這三十年，中國人做人框架中的主線是“自我反對個體”；
改革開放後到現在，做人框架中的主線是“自我反對關係人”。
這個轉變，就回答了為什麼現在中國人雖然在物質上和知識上比過去都更好，
但在精神生活上卻感到糾結和焦慮。
什麼叫自我反對個體？中國人一直喜歡強調集體和關係。
用孔子的話說叫“禮”。晚清時，梁啟超提出來“小我”和“大我”，也就是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
1949年之後，國家也提倡個體服從集體。
中國人頭腦中代表著反思和倫理的第二個小人，
不斷在打壓代表個體慾望和個體利益的第一個小人，目的是為了做更好的關係人，
也就是第三個小人。
而且，在改革開放以前，幾乎每一個個體都是處在“單位”中的。
個體被深深鑲嵌在組織之中。
自我反對關係人是指，改革開放之後，個體開始從單位和組織中脫離，變得越來越重要。
比如，人們稱最早的商人是“個體戶”。
第一個小人，“慾望在中國經歷了羞羞答答地登台，到完全合法化，然後極度膨脹。”
第二個小人自我不是去壓抑第一個小人，而是對第三個小人，
也就是關係人產生了深刻的質疑，“我活得這麼累難道就是為了滿足他人對我的期待嗎？”
漢語裡有一個詞叫“對得起”。它可以理解為，在倫理上要對某些人負責，
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要向其他人解釋自己的行為。
以前是對得起別人、家庭甚至更大的國家。現在出現的新的現象卻是，“我要對得起自己”。
以往是自我對關係人的負責；現在，是自我向個體負責，要更真實的做自己。
閻雲翔教授說：“現在每一個人都說自己活得不容易，有各種各樣的原因。
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在我們的文化中，'自我'這個概念一直處於上升成長階段。
但理性化、反思性的'自我'的增長和幸福無關。我們的'自我'越強大，
很可能感受到的痛苦就越多，因為我們因此看得更清楚，考慮得更多。”
不過，閻雲翔教授認為，這種自我的增長帶來的是人的多樣性。
“感到空虛”其實正表現出一個人在進行精神追求，只是暫時沒有得到滿足。
而這種試圖讓自己精神層面發生變化的努力，是一種可喜的變化。
感到困惑和焦慮，說明你正在進步。
參考來源：澎湃新聞《閻雲翔：用人格中的“三個小人”解釋你為何不幸福》
作者：楊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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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同三十年前相比，每一個中國家庭的財富都是增長的；每一個人的知識積累也都成倍增加。
但是，絕大多數人會感覺自己在精神領域經歷的是一個相反的過程。
更有錢了、知道的也更多了，但是感覺卻更差了。
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閻雲翔教授建立了一個做人框架，把做人分成三個部分來解釋。
他用了一個比方，稱之為生活在一個人頭腦中的三個小人。
這三個小人分別是：代表慾望和直覺的個體（Inpidual）、
代表反思能力的自我（Self）、代表社會的關係人（Person）。
第一個小人個體代表著慾望，是對自我利益近乎本能的追求，
它不需要任何教育和刺激，“以近乎生物性的存在寄於身體當中”。
第二個小人自我，是一種反思性和倫理性的存在，
會用價值規範作為衡量標準來看待自己和各種事物。
自我具備反思能力，它會在我們的頭腦中跳出來，觀照其他小人。
第三個小人是關係人。顧名思義，
這個小人主要是基於社會生活發揮作用和採取行動的，它希望不斷尋求社會認可。
從1949年到1978年改革開放，
這三十年，中國人做人框架中的主線是“自我反對個體”；
改革開放後到現在，做人框架中的主線是“自我反對關係人”。
這個轉變，就回答了為什麼現在中國人雖然在物質上和知識上比過去都更好，
但在精神生活上卻感到糾結和焦慮。
改革開放之後，個體開始從單位和組織中脫離，變得越來越重要。
比如，人們稱最早的商人是“個體戶”。
第一個小人，“慾望在中國經歷了羞羞答答地登台，到完全合法化，然後極度膨脹。”
第二個小人自我不是去壓抑第一個小人，而是對第三個小人，
也就是關係人產生了深刻的質疑，“我活得這麼累難道就是為了滿足他人對我的期待嗎？”
漢語裡有一個詞叫“對得起”。它可以理解為，在倫理上要對某些人負責，
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要向其他人解釋自己的行為。
以前是對得起別人、家庭甚至更大的國家。現在出現的新的現象卻是，“我要對得起自己”。
以往是自我對關係人的負責；現在，是自我向個體負責，要更真實的做自己。
不過，這種自我的增長帶來的是人的多樣性。
“感到空虛”其實正表現出一個人在進行精神追求，只是暫時沒有得到滿足。
而這種試圖讓自己精神層面發生變化的努力，是一種可喜的變化。
感到困惑和焦慮，說明你正在進步。
現在有一種很普遍的現象：相比從前，我們在物質上更豐富了，知道的事情也更多了，
但是很多人卻越來越焦慮和困惑。為什麼會這樣？一位文化人類學家給出了一個解釋。
閻雲翔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他是一位文化人類學家，曾經對東北一個農村下岬村做了長達10年的田野調查，
出版過《禮物的流動》和《私人生活的變革》兩本著作。
他在復旦大學的一個演講中，提出了開頭說的命題：
同三十年前相比，每一個中國家庭的財富都是增長的；每一個人的知識積累也都成倍增加。
但是，絕大多數人會感覺自己在精神領域經歷的是一個相反的過程。
更有錢了、知道的也更多了，但是感覺卻更差了。
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是閻雲翔教授的研究想回答的問題。
首先，了解一下閻雲翔教授建立的研究框架。
閻雲翔教授認為，用人格來概括一個人並不准確，更準確的說法是“為人的狀況”，
或者用中國的說法：做人。閻雲翔教授建立了一個做人框架，把做人分成三個部分。
他用了一個比方，稱之為生活在一個人頭腦中的三個小人。
這三個小人分別是：
代表慾望和直覺的個體（Inpidual）、
代表反思能力的自我（Self）、代表社會的關係人（Person）。
第一個小人個體代表著慾望，是對自我利益近乎本能的追求，
用閻雲翔教授的話說，它不需要任何教育和刺激，“以近乎生物性的存在寄於身體當中”。
第二個小人自我，是一種反思性和倫理性的存在，
會用價值規範作為衡量標準來看待自己和各種事物。
自我具備反思能力，它會在我們的頭腦中跳出來，觀照其他小人。
閻雲翔教授說：“這個小人不一定給你帶來幸福，反而會帶來更多困擾。但是一旦有了這個小人，你很難再將它塞回去，它有自我生長的機制。”
第三個小人是關係人。顧名思義，
這個小人主要是基於社會生活發揮作用和採取行動的，它希望不斷尋求社會認可。
閻雲翔教授把個體、自我和關係人的做人框架用於分析中國社會。
在他看來，從1949年到1978年改革開放，
這三十年，中國人做人框架中的主線是“自我反對個體”；
改革開放後到現在，做人框架中的主線是“自我反對關係人”。
這個轉變，就回答了為什麼現在中國人雖然在物質上和知識上比過去都更好，
但在精神生活上卻感到糾結和焦慮。
什麼叫自我反對個體？中國人一直喜歡強調集體和關係。
用孔子的話說叫“禮”。晚清時，梁啟超提出來“小我”和“大我”，也就是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
1949年之後，國家也提倡個體服從集體。
中國人頭腦中代表著反思和倫理的第二個小人，
不斷在打壓代表個體慾望和個體利益的第一個小人，目的是為了做更好的關係人，
也就是第三個小人。
而且，在改革開放以前，幾乎每一個個體都是處在“單位”中的。
個體被深深鑲嵌在組織之中。
自我反對關係人是指，改革開放之後，個體開始從單位和組織中脫離，變得越來越重要。
比如，人們稱最早的商人是“個體戶”。
第一個小人，“慾望在中國經歷了羞羞答答地登台，到完全合法化，然後極度膨脹。”
第二個小人自我不是去壓抑第一個小人，而是對第三個小人，
也就是關係人產生了深刻的質疑，“我活得這麼累難道就是為了滿足他人對我的期待嗎？”
漢語裡有一個詞叫“對得起”。它可以理解為，在倫理上要對某些人負責，
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要向其他人解釋自己的行為。
以前是對得起別人、家庭甚至更大的國家。現在出現的新的現象卻是，“我要對得起自己”。
以往是自我對關係人的負責；現在，是自我向個體負責，要更真實的做自己。
閻雲翔教授說：“現在每一個人都說自己活得不容易，有各種各樣的原因。
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在我們的文化中，'自我'這個概念一直處於上升成長階段。
但理性化、反思性的'自我'的增長和幸福無關。我們的'自我'越強大，
很可能感受到的痛苦就越多，因為我們因此看得更清楚，考慮得更多。”
不過，閻雲翔教授認為，這種自我的增長帶來的是人的多樣性。
“感到空虛”其實正表現出一個人在進行精神追求，只是暫時沒有得到滿足。
而這種試圖讓自己精神層面發生變化的努力，是一種可喜的變化。
感到困惑和焦慮，說明你正在進步。
參考來源：澎湃新聞《閻雲翔：用人格中的“三個小人”解釋你為何不幸福》
作者：楊羽
------------------------
摘要：
同三十年前相比，每一個中國家庭的財富都是增長的；每一個人的知識積累也都成倍增加。
但是，絕大多數人會感覺自己在精神領域經歷的是一個相反的過程。
更有錢了、知道的也更多了，但是感覺卻更差了。
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閻雲翔教授建立了一個做人框架，把做人分成三個部分來解釋。
他用了一個比方，稱之為生活在一個人頭腦中的三個小人。
這三個小人分別是：代表慾望和直覺的個體（Inpidual）、
代表反思能力的自我（Self）、代表社會的關係人（Person）。
第一個小人個體代表著慾望，是對自我利益近乎本能的追求，
它不需要任何教育和刺激，“以近乎生物性的存在寄於身體當中”。
第二個小人自我，是一種反思性和倫理性的存在，
會用價值規範作為衡量標準來看待自己和各種事物。
自我具備反思能力，它會在我們的頭腦中跳出來，觀照其他小人。
第三個小人是關係人。顧名思義，
這個小人主要是基於社會生活發揮作用和採取行動的，它希望不斷尋求社會認可。
從1949年到1978年改革開放，
這三十年，中國人做人框架中的主線是“自我反對個體”；
改革開放後到現在，做人框架中的主線是“自我反對關係人”。
這個轉變，就回答了為什麼現在中國人雖然在物質上和知識上比過去都更好，
但在精神生活上卻感到糾結和焦慮。
改革開放之後，個體開始從單位和組織中脫離，變得越來越重要。
比如，人們稱最早的商人是“個體戶”。
第一個小人，“慾望在中國經歷了羞羞答答地登台，到完全合法化，然後極度膨脹。”
第二個小人自我不是去壓抑第一個小人，而是對第三個小人，
也就是關係人產生了深刻的質疑，“我活得這麼累難道就是為了滿足他人對我的期待嗎？”
漢語裡有一個詞叫“對得起”。它可以理解為，在倫理上要對某些人負責，
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要向其他人解釋自己的行為。
以前是對得起別人、家庭甚至更大的國家。現在出現的新的現象卻是，“我要對得起自己”。
以往是自我對關係人的負責；現在，是自我向個體負責，要更真實的做自己。
不過，這種自我的增長帶來的是人的多樣性。
“感到空虛”其實正表現出一個人在進行精神追求，只是暫時沒有得到滿足。
而這種試圖讓自己精神層面發生變化的努力，是一種可喜的變化。
感到困惑和焦慮，說明你正在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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