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我的出版、閱讀和期待
這條音頻的內容，是鄭也夫在2016年出版、閱讀等方面的個人總結。
鄭也夫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著名社會學家。應“得到”知識新聞工作室的邀請，
他為我們獨家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去年的出版、閱讀和期待》，和你分享一下。
2016年我個人作品出版中的一件大事，是《後物慾時代的來臨》的再版。
這本書初版於2008年，銷售和社會反響都沒能達到預期。
我分析原因是觀點超前。本書的邏輯異常簡潔：
炫耀是人類與動物共享的本能，不可能消除；
往昔的歷史都是匱乏時代，所以物質佔有是炫耀的第一利器；
豐饒是地球上全體動物不曾遭遇過的事情，
工商業挾科技的偉力推動的商品複製，讓物質炫耀日益乏力；
這種變遷倒逼炫耀從物質走向遊戲的領地。
但如今我們看到的既有非物質的趨向，
比如恩格爾係數及紙張用量的不可逆轉的下降，也有暴殄天物的一如既往。
我希望與其他智者一同穿越現象的迷霧，期待反對本書觀點的人，
能在理性和邏輯的層面發出有力的挑戰。
2015年10月，我出版了《文明是副產品》。這本書的銷售和社會反響都很好，印了8萬冊。
但這本書出版的時間點很尷尬。由於年度書評者有個盲點：
10月-12月的出版物未能進入他們的視野。
建議以後年度好書按月份算，即從去年10月到今年10月。
《文明是副產品》以全新的視角反駁目的論。
不久看到凱利的三部曲，雖然其中有贊同“副產品”的言辭，
但實質上這是目的論的最新版本。我打算克服眼疾，通讀這三部曲。
珍惜一個實力派對手，與之好好理論一番。
今年閱讀過程中的興奮點是發現了兩位民國人物。
第一個人物是董時進，一位最早留學美國的農學家，也是土改的徹頭徹尾的反對者。
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就發出了保守主義的先聲：反對減租減息。
有兩個理由：
一是推行不動。
延安與台灣都是一個強大的政權在彈丸之地上運作。
在中國這樣龐大的地域，地租如同利息和物價一樣，政府管制的了嗎？
二是沒必要。
如果某地主地租太高，佃戶就會尋找別的地主，或者其他的勞動機會。
閱讀高王凌的書，更使我認識到，
租佃制度曾經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發育出的非常精緻的制度。
董時進還認為中國非封建社會，土地也並未集中，沒有土改的必要。
他更反對農場化、國有化。過後的歷史證明董是先知。
另一位民國人物是張作霖時代奉天省長王永江，一位管理奇才。
任奉天警察局長的時候，他杜絕了兵痞在街市上的胡作非為。
任省長後，他堵塞了財政腐敗漏洞使稅收翻倍。
不幸的是，這為張作霖問鼎北京鋪墊了經濟基礎。
以後王永江多次力勸張作霖停戰休兵退回東北。
勸說無效之後，憤然將辭職書發表在報紙上。張作霖派出他的全部高官，包括張學良，
奔赴王的家鄉勸其復職，遭王婉拒。想不到軍閥時代“君臣”之間能如此以禮相待。
2016年一件值得記錄的事情，是我出席中國自行車協會在釣魚台的“電動車會議”。
到會的兩位學者何祚庥先生與我，都自從1994年始反對發展私人轎車。
電動車現在國內保有量已達2億。而各地政策各有不同，有些地區不准其上路。
這件事情亟待研究。
其一，中國效仿美國，全民都駕駛轎車顯然行不通。
其二，交通工具多元化是趨勢，電動車、平衡車都是多元化的體現。
其三，多元化後一定會出現“路權”的矛盾。
而圍繞路權的道理頗費思量。路權的支點不外這麼幾個：
一是先來後到，二是節省路面，三是節能減排。
眼下轎車的路權似乎理所當然，但仔細思量則頗為可疑。
在省路和節能方面，電動車顯然優於轎車。
轎車在路權上只好搬出“先來後到”。但先來的其實是步行和自行車。
轎車發展起來後，全然不顧先來的自行車，幾十年間轎車已將自行車的道路打壓殆盡。
佔路少而且環保是電動車的優勢，兩億輛的保有量則構成了不可怠慢的“人民大眾”。
可信路權的衝突將愈演愈烈。
2016年我寫過一篇小文，題目是“可惡的雙封和空白頁”，
抨擊出版業的過度裝幀已到了不方便閱讀的程度，而且書中有大量空白頁。
這些都是為了抬高書價，但這實際上是在自殺。
2015年電影票房400億元，已經讓中國電影業亢奮不已。
但平均到每個國人頭上不過30元，扣除老少，中國人均看電影不過兩場。
恐怕還不及文革前。這主要是高價導致的。
出版業萬萬不可走電影業的高價道路，培育多多益善的影迷和讀者才是正途。
以上觀點，供你參考。
特約撰稿：鄭也夫
轉載:得到
這條音頻的內容，是鄭也夫在2016年出版、閱讀等方面的個人總結。
鄭也夫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著名社會學家。應“得到”知識新聞工作室的邀請，
他為我們獨家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去年的出版、閱讀和期待》，和你分享一下。
2016年我個人作品出版中的一件大事，是《後物慾時代的來臨》的再版。
這本書初版於2008年，銷售和社會反響都沒能達到預期。
我分析原因是觀點超前。本書的邏輯異常簡潔：
炫耀是人類與動物共享的本能，不可能消除；
往昔的歷史都是匱乏時代，所以物質佔有是炫耀的第一利器；
豐饒是地球上全體動物不曾遭遇過的事情，
工商業挾科技的偉力推動的商品複製，讓物質炫耀日益乏力；
這種變遷倒逼炫耀從物質走向遊戲的領地。
但如今我們看到的既有非物質的趨向，
比如恩格爾係數及紙張用量的不可逆轉的下降，也有暴殄天物的一如既往。
我希望與其他智者一同穿越現象的迷霧，期待反對本書觀點的人，
能在理性和邏輯的層面發出有力的挑戰。
2015年10月，我出版了《文明是副產品》。這本書的銷售和社會反響都很好，印了8萬冊。
但這本書出版的時間點很尷尬。由於年度書評者有個盲點：
10月-12月的出版物未能進入他們的視野。
建議以後年度好書按月份算，即從去年10月到今年10月。
《文明是副產品》以全新的視角反駁目的論。
不久看到凱利的三部曲，雖然其中有贊同“副產品”的言辭，
但實質上這是目的論的最新版本。我打算克服眼疾，通讀這三部曲。
珍惜一個實力派對手，與之好好理論一番。
今年閱讀過程中的興奮點是發現了兩位民國人物。
第一個人物是董時進，一位最早留學美國的農學家，也是土改的徹頭徹尾的反對者。
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就發出了保守主義的先聲：反對減租減息。
有兩個理由：
一是推行不動。
延安與台灣都是一個強大的政權在彈丸之地上運作。
在中國這樣龐大的地域，地租如同利息和物價一樣，政府管制的了嗎？
二是沒必要。
如果某地主地租太高，佃戶就會尋找別的地主，或者其他的勞動機會。
閱讀高王凌的書，更使我認識到，
租佃制度曾經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發育出的非常精緻的制度。
董時進還認為中國非封建社會，土地也並未集中，沒有土改的必要。
他更反對農場化、國有化。過後的歷史證明董是先知。
另一位民國人物是張作霖時代奉天省長王永江，一位管理奇才。
任奉天警察局長的時候，他杜絕了兵痞在街市上的胡作非為。
任省長後，他堵塞了財政腐敗漏洞使稅收翻倍。
不幸的是，這為張作霖問鼎北京鋪墊了經濟基礎。
以後王永江多次力勸張作霖停戰休兵退回東北。
勸說無效之後，憤然將辭職書發表在報紙上。張作霖派出他的全部高官，包括張學良，
奔赴王的家鄉勸其復職，遭王婉拒。想不到軍閥時代“君臣”之間能如此以禮相待。
2016年一件值得記錄的事情，是我出席中國自行車協會在釣魚台的“電動車會議”。
到會的兩位學者何祚庥先生與我，都自從1994年始反對發展私人轎車。
電動車現在國內保有量已達2億。而各地政策各有不同，有些地區不准其上路。
這件事情亟待研究。
其一，中國效仿美國，全民都駕駛轎車顯然行不通。
其二，交通工具多元化是趨勢，電動車、平衡車都是多元化的體現。
其三，多元化後一定會出現“路權”的矛盾。
而圍繞路權的道理頗費思量。路權的支點不外這麼幾個：
一是先來後到，二是節省路面，三是節能減排。
眼下轎車的路權似乎理所當然，但仔細思量則頗為可疑。
在省路和節能方面，電動車顯然優於轎車。
轎車在路權上只好搬出“先來後到”。但先來的其實是步行和自行車。
轎車發展起來後，全然不顧先來的自行車，幾十年間轎車已將自行車的道路打壓殆盡。
佔路少而且環保是電動車的優勢，兩億輛的保有量則構成了不可怠慢的“人民大眾”。
可信路權的衝突將愈演愈烈。
2016年我寫過一篇小文，題目是“可惡的雙封和空白頁”，
抨擊出版業的過度裝幀已到了不方便閱讀的程度，而且書中有大量空白頁。
這些都是為了抬高書價，但這實際上是在自殺。
2015年電影票房400億元，已經讓中國電影業亢奮不已。
但平均到每個國人頭上不過30元，扣除老少，中國人均看電影不過兩場。
恐怕還不及文革前。這主要是高價導致的。
出版業萬萬不可走電影業的高價道路，培育多多益善的影迷和讀者才是正途。
以上觀點，供你參考。
特約撰稿：鄭也夫
轉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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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後物慾時代的來臨》的再版。這本書初版於2008年，銷售和社會反響都沒能達到預期。
分析原因是觀點超前。本書的邏輯異常簡潔：
炫耀是人類與動物共享的本能，不可能消除；
往昔的歷史都是匱乏時代，所以物質佔有是炫耀的第一利器；
豐饒是地球上全體動物不曾遭遇過的事情，
工商業挾科技的偉力推動的商品複製，讓物質炫耀日益乏力；
這種變遷倒逼炫耀從物質走向遊戲的領地。
但如今我們看到的既有非物質的趨向，
比如恩格爾係數及紙張用量的不可逆轉的下降，也有暴殄天物的一如既往。
我希望與其他智者一同穿越現象的迷霧，期待反對本書觀點的人，
能在理性和邏輯的層面發出有力的挑戰。
今年閱讀過程中的興奮點是發現了兩位民國人物。
第一個人物是董時進，一位最早留學美國的農學家，也是土改的徹頭徹尾的反對者。
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就發出了保守主義的先聲：反對減租減息。
有兩個理由：
1. 推行不動。
延安與台灣都是一個強大的政權在彈丸之地上運作。
在中國這樣龐大的地域，地租如同利息和物價一樣，政府管制的了嗎？
2. 沒必要。
如果某地主地租太高，佃戶就會尋找別的地主，或者其他的勞動機會。
閱讀高王凌的書，更使我認識到，
租佃制度曾經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發育出的非常精緻的制度。
董時進還認為中國非封建社會，土地也並未集中，沒有土改的必要。
他更反對農場化、國有化。過後的歷史證明董是先知。
另一位民國人物是張作霖時代奉天省長王永江，一位管理奇才。
任奉天警察局長的時候，他杜絕了兵痞在街市上的胡作非為。
任省長後，他堵塞了財政腐敗漏洞使稅收翻倍。
不幸的是，這為張作霖問鼎北京鋪墊了經濟基礎。
以後王永江多次力勸張作霖停戰休兵退回東北。
勸說無效之後，憤然將辭職書發表在報紙上。張作霖派出他的全部高官，包括張學良，
奔赴王的家鄉勸其復職，遭王婉拒。想不到軍閥時代“君臣”之間能如此以禮相待。
2016年我寫過一篇小文，題目是“可惡的雙封和空白頁”，
抨擊出版業的過度裝幀已到了不方便閱讀的程度，而且書中有大量空白頁。
這些都是為了抬高書價，但這實際上是在自殺。
2015年電影票房400億元，已經讓中國電影業亢奮不已。
但平均到每個國人頭上不過30元，扣除老少，中國人均看電影不過兩場。
恐怕還不及文革前。這主要是高價導致的。
出版業萬萬不可走電影業的高價道路，培育多多益善的影迷和讀者才是正途。
主旨：
《後物慾時代的來臨》的再版。這本書初版於2008年，銷售和社會反響都沒能達到預期。
分析原因是觀點超前。本書的邏輯異常簡潔：
炫耀是人類與動物共享的本能，不可能消除；
往昔的歷史都是匱乏時代，所以物質佔有是炫耀的第一利器；
豐饒是地球上全體動物不曾遭遇過的事情，
工商業挾科技的偉力推動的商品複製，讓物質炫耀日益乏力；
這種變遷倒逼炫耀從物質走向遊戲的領地。
但如今我們看到的既有非物質的趨向，
比如恩格爾係數及紙張用量的不可逆轉的下降，也有暴殄天物的一如既往。
我希望與其他智者一同穿越現象的迷霧，期待反對本書觀點的人，
能在理性和邏輯的層面發出有力的挑戰。
今年閱讀過程中的興奮點是發現了兩位民國人物。
第一個人物是董時進，一位最早留學美國的農學家，也是土改的徹頭徹尾的反對者。
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就發出了保守主義的先聲：反對減租減息。
有兩個理由：
1. 推行不動。
延安與台灣都是一個強大的政權在彈丸之地上運作。
在中國這樣龐大的地域，地租如同利息和物價一樣，政府管制的了嗎？
2. 沒必要。
如果某地主地租太高，佃戶就會尋找別的地主，或者其他的勞動機會。
閱讀高王凌的書，更使我認識到，
租佃制度曾經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發育出的非常精緻的制度。
董時進還認為中國非封建社會，土地也並未集中，沒有土改的必要。
他更反對農場化、國有化。過後的歷史證明董是先知。
另一位民國人物是張作霖時代奉天省長王永江，一位管理奇才。
任奉天警察局長的時候，他杜絕了兵痞在街市上的胡作非為。
任省長後，他堵塞了財政腐敗漏洞使稅收翻倍。
不幸的是，這為張作霖問鼎北京鋪墊了經濟基礎。
以後王永江多次力勸張作霖停戰休兵退回東北。
勸說無效之後，憤然將辭職書發表在報紙上。張作霖派出他的全部高官，包括張學良，
奔赴王的家鄉勸其復職，遭王婉拒。想不到軍閥時代“君臣”之間能如此以禮相待。
2016年我寫過一篇小文，題目是“可惡的雙封和空白頁”，
抨擊出版業的過度裝幀已到了不方便閱讀的程度，而且書中有大量空白頁。
這些都是為了抬高書價，但這實際上是在自殺。
2015年電影票房400億元，已經讓中國電影業亢奮不已。
但平均到每個國人頭上不過30元，扣除老少，中國人均看電影不過兩場。
恐怕還不及文革前。這主要是高價導致的。
出版業萬萬不可走電影業的高價道路，培育多多益善的影迷和讀者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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