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新書：城市的新危機
20世紀六七十年代，
歐美大城市裡的富裕階層為了逃離城市中心的犯罪活動和衰敗，來到城市郊區生活。
如今，他們又回到了城市的核心，因為這樣能減少通勤時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
得到更好的服務和便利措施，不過與此同時，
城市裡的經濟隔離現象和高房價問題也更加顯著。
城市規劃專家、紐約大學與多倫多大學教授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認為，
21世紀那些“贏家通吃”的超級城市內部，正在產生分歧，
“這些城市從破產邊緣復甦後，現在有點成功過頭了。
飛漲的房地產價值正將西方各大都市變成全球精英的封閉式遊樂場。”
理查德·佛羅里達出版了一本新書《城市新危機》(The New Urban Crisis)。
在這本書中，佛羅抵達里解釋了，
“贏家通吃的城市主義”如何加深了城市中的不平等、隔離和貧窮，以及城市可以做什麼。
佛羅里達此前一直是個城市樂觀主義者。但是現在似乎連他也看不下去了。
佛羅里達把城市的新危機分成5個維度：
第一，超級城市與世界上其他中小城市的經濟差距日益增大。
這些少數超級城市包括紐約、倫敦、洛杉磯、香港等老牌城市，
以及舊金山灣區、波士頓、西雅圖這些新的高科技中心，
它們擁有世界上最多的高淨值產業、高科技創新行業、創業公司，當然還有高端人才。
舉個例子，全球風險投資機構投給高科技行業的總金額，
將近一半都投給了舊金山灣區、紐約、波士頓等6個城市。
“贏家通吃的城市主義”的興起，給城市間造成了一種新的不平等。
第二，成功帶來的危機讓這些超級城市面臨同樣的苦惱。
它們面臨著越來越高的房價和巨大的不平等：全球超級富豪們把錢投資到高端住宅；
音樂家、藝術家和創意人才被擠出去；普通上班族看到自己的錢被城市的高房價“吃掉”，
害怕孩子無法負擔進入超級城市所需要的代價；
藍領工人、服務業從業人員和窮人正在被趕出超級城市，
並且被剝奪了經濟機會、良好的服務和便利設施，以及超級城市所提供的向上流動性，
“當老師、護士、醫院工作人員、警務人員、消防員、餐廳服務人員，
負擔不起合理的通勤距離時，城市的功能性就難以為繼。”
第三，城市裡中產階級家庭的比例縮減，富裕和貧窮群體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和隔離。
佛羅里達以美國為例，從1970年到2012年，
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在整體中占到的比例從65％下降到40％，
富裕和貧窮社區的份額大幅增長，“由於中間被挖空，美國各地的街區分為了大面積、
集中的、不便利的地區，以及更小的、更集中的富裕地區。”
第四，在城市的郊區，貧困、缺乏保障以及犯罪活動都在迅速擴散，
經濟和種族隔離也越來越深。
過去中產階級選擇在郊區生活，但現在郊區的貧困人口（1700萬）比城市（1350萬）還多。
從2000年到2013年，郊區貧困人口的增長速度（66%）也比城市（29%）要快得多。
在城市中流離失所的家庭，需要能負擔得起的住所，於是他們來到了郊區。
郊區裡的貧困家庭，大多曾是城市裡的中產階層，
因為無業或房價高的原因，他們在郊區生活。
最後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危機。
城市樂觀主義者們認為，城市化最終將帶來經濟增長，像美國、歐洲、日本以及中國一樣，
人們的生活水平會不斷提高，中產階級不斷增長。
但是佛羅里達發現，在世界上許多發展最迅速的城市裡，
城市化與生活水平提高之間的關聯已經失效，“人們湧進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區域，
生活水平卻沒有得到改善和提高，如今有超過8億人生活在貧民窟
或生活條件不合標準的環境裡。隨著世界城市人口的激增，這部分人口也將繼續增長。”
最後，理查德·佛羅里達給出了他的解決方案。
佛羅里達認為，城市化要想讓所有人受益，必須圍繞7個關鍵支柱來進行。
第一，要改革區域劃分、建築規範，以及稅收政策，確保這些政策在為所有人的利益服務；
第二，投資基礎設施；
第三，在核心地段建造更實惠的住房；
第四，擴大中產階層的數量；
第五，通過投資區域和人群，集中扶貧；
第六，與全球一起努力，在新興國家快速城市化的地區建設更強大、更繁榮的城市；
第七，賦予社區權力，允許社區領導者發展社區經濟、應對新型城市危機的挑戰。
參考來源：Citylab網站（Confronting the New Urban Crisis）
作者：楊蕾
-------------------------
摘要：
城市的新危機分成5個維度：
1. 超級城市與世界上其他中小城市的經濟差距日益增大。
這些少數超級城市包括紐約、倫敦、洛杉磯、香港等老牌城市，
以及舊金山灣區、波士頓、西雅圖這些新的高科技中心，
它們擁有世界上最多的高淨值產業、高科技創新行業、創業公司，當然還有高端人才。
舉個例子，全球風險投資機構投給高科技行業的總金額，
將近一半都投給了舊金山灣區、紐約、波士頓等6個城市。
“贏家通吃的城市主義”的興起，給城市間造成了一種新的不平等。
2. 成功帶來的危機讓這些超級城市面臨同樣的苦惱。
它們面臨著越來越高的房價和巨大的不平等：全球超級富豪們把錢投資到高端住宅；
音樂家、藝術家和創意人才被擠出去；普通上班族看到自己的錢被城市的高房價“吃掉”，
害怕孩子無法負擔進入超級城市所需要的代價；
藍領工人、服務業從業人員和窮人正在被趕出超級城市，
並且被剝奪了經濟機會、良好的服務和便利設施，以及超級城市所提供的向上流動性，
“當老師、護士、醫院工作人員、警務人員、消防員、餐廳服務人員，
負擔不起合理的通勤距離時，城市的功能性就難以為繼。”
3. 城市裡中產階級家庭的比例縮減，富裕和貧窮群體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和隔離
以美國為例，從1970年到2012年，
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在整體中占到的比例從65％下降到40％，
富裕和貧窮社區的份額大幅增長，“由於中間被挖空，美國各地的街區分為了大面積、
集中的、不便利的地區，以及更小的、更集中的富裕地區。”
4. 在城市的郊區，貧困、缺乏保障以及犯罪活動都在迅速擴散，
經濟和種族隔離也越來越深。
在城市中流離失所的家庭，需要能負擔得起的住所，於是他們來到了郊區。
郊區裡的貧困家庭，大多曾是城市裡的中產階層，
因為無業或房價高的原因，他們在郊區生活。
5. 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危機
世界上許多發展最迅速的城市裡，
城市化與生活水平提高之間的關聯已經失效，“人們湧進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區域，
生活水平卻沒有得到改善和提高，如今有超過8億人生活在貧民窟
或生活條件不合標準的環境裡。隨著世界城市人口的激增，這部分人口也將繼續增長。”
解決方案：
第一，要改革區域劃分、建築規範，以及稅收政策，確保這些政策在為所有人的利益服務；
第二，投資基礎設施；
第三，在核心地段建造更實惠的住房；
第四，擴大中產階層的數量；
第五，通過投資區域和人群，集中扶貧；
第六，與全球一起努力，在新興國家快速城市化的地區建設更強大、更繁榮的城市；
第七，賦予社區權力，允許社區領導者發展社區經濟、應對新型城市危機的挑戰。
20世紀六七十年代，
歐美大城市裡的富裕階層為了逃離城市中心的犯罪活動和衰敗，來到城市郊區生活。
如今，他們又回到了城市的核心，因為這樣能減少通勤時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
得到更好的服務和便利措施，不過與此同時，
城市裡的經濟隔離現象和高房價問題也更加顯著。
城市規劃專家、紐約大學與多倫多大學教授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認為，
21世紀那些“贏家通吃”的超級城市內部，正在產生分歧，
“這些城市從破產邊緣復甦後，現在有點成功過頭了。
飛漲的房地產價值正將西方各大都市變成全球精英的封閉式遊樂場。”
理查德·佛羅里達出版了一本新書《城市新危機》(The New Urban Crisis)。
在這本書中，佛羅抵達里解釋了，
“贏家通吃的城市主義”如何加深了城市中的不平等、隔離和貧窮，以及城市可以做什麼。
佛羅里達此前一直是個城市樂觀主義者。但是現在似乎連他也看不下去了。
佛羅里達把城市的新危機分成5個維度：
第一，超級城市與世界上其他中小城市的經濟差距日益增大。
這些少數超級城市包括紐約、倫敦、洛杉磯、香港等老牌城市，
以及舊金山灣區、波士頓、西雅圖這些新的高科技中心，
它們擁有世界上最多的高淨值產業、高科技創新行業、創業公司，當然還有高端人才。
舉個例子，全球風險投資機構投給高科技行業的總金額，
將近一半都投給了舊金山灣區、紐約、波士頓等6個城市。
“贏家通吃的城市主義”的興起，給城市間造成了一種新的不平等。
第二，成功帶來的危機讓這些超級城市面臨同樣的苦惱。
它們面臨著越來越高的房價和巨大的不平等：全球超級富豪們把錢投資到高端住宅；
音樂家、藝術家和創意人才被擠出去；普通上班族看到自己的錢被城市的高房價“吃掉”，
害怕孩子無法負擔進入超級城市所需要的代價；
藍領工人、服務業從業人員和窮人正在被趕出超級城市，
並且被剝奪了經濟機會、良好的服務和便利設施，以及超級城市所提供的向上流動性，
“當老師、護士、醫院工作人員、警務人員、消防員、餐廳服務人員，
負擔不起合理的通勤距離時，城市的功能性就難以為繼。”
第三，城市裡中產階級家庭的比例縮減，富裕和貧窮群體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和隔離。
佛羅里達以美國為例，從1970年到2012年，
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在整體中占到的比例從65％下降到40％，
富裕和貧窮社區的份額大幅增長，“由於中間被挖空，美國各地的街區分為了大面積、
集中的、不便利的地區，以及更小的、更集中的富裕地區。”
第四，在城市的郊區，貧困、缺乏保障以及犯罪活動都在迅速擴散，
經濟和種族隔離也越來越深。
過去中產階級選擇在郊區生活，但現在郊區的貧困人口（1700萬）比城市（1350萬）還多。
從2000年到2013年，郊區貧困人口的增長速度（66%）也比城市（29%）要快得多。
在城市中流離失所的家庭，需要能負擔得起的住所，於是他們來到了郊區。
郊區裡的貧困家庭，大多曾是城市裡的中產階層，
因為無業或房價高的原因，他們在郊區生活。
最後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危機。
城市樂觀主義者們認為，城市化最終將帶來經濟增長，像美國、歐洲、日本以及中國一樣，
人們的生活水平會不斷提高，中產階級不斷增長。
但是佛羅里達發現，在世界上許多發展最迅速的城市裡，
城市化與生活水平提高之間的關聯已經失效，“人們湧進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區域，
生活水平卻沒有得到改善和提高，如今有超過8億人生活在貧民窟
或生活條件不合標準的環境裡。隨著世界城市人口的激增，這部分人口也將繼續增長。”
最後，理查德·佛羅里達給出了他的解決方案。
佛羅里達認為，城市化要想讓所有人受益，必須圍繞7個關鍵支柱來進行。
第一，要改革區域劃分、建築規範，以及稅收政策，確保這些政策在為所有人的利益服務；
第二，投資基礎設施；
第三，在核心地段建造更實惠的住房；
第四，擴大中產階層的數量；
第五，通過投資區域和人群，集中扶貧；
第六，與全球一起努力，在新興國家快速城市化的地區建設更強大、更繁榮的城市；
第七，賦予社區權力，允許社區領導者發展社區經濟、應對新型城市危機的挑戰。
參考來源：Citylab網站（Confronting the New Urban Crisis）
作者：楊蕾
-------------------------
摘要：
城市的新危機分成5個維度：
1. 超級城市與世界上其他中小城市的經濟差距日益增大。
這些少數超級城市包括紐約、倫敦、洛杉磯、香港等老牌城市，
以及舊金山灣區、波士頓、西雅圖這些新的高科技中心，
它們擁有世界上最多的高淨值產業、高科技創新行業、創業公司，當然還有高端人才。
舉個例子，全球風險投資機構投給高科技行業的總金額，
將近一半都投給了舊金山灣區、紐約、波士頓等6個城市。
“贏家通吃的城市主義”的興起，給城市間造成了一種新的不平等。
2. 成功帶來的危機讓這些超級城市面臨同樣的苦惱。
它們面臨著越來越高的房價和巨大的不平等：全球超級富豪們把錢投資到高端住宅；
音樂家、藝術家和創意人才被擠出去；普通上班族看到自己的錢被城市的高房價“吃掉”，
害怕孩子無法負擔進入超級城市所需要的代價；
藍領工人、服務業從業人員和窮人正在被趕出超級城市，
並且被剝奪了經濟機會、良好的服務和便利設施，以及超級城市所提供的向上流動性，
“當老師、護士、醫院工作人員、警務人員、消防員、餐廳服務人員，
負擔不起合理的通勤距離時，城市的功能性就難以為繼。”
3. 城市裡中產階級家庭的比例縮減，富裕和貧窮群體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和隔離
以美國為例，從1970年到2012年，
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在整體中占到的比例從65％下降到40％，
富裕和貧窮社區的份額大幅增長，“由於中間被挖空，美國各地的街區分為了大面積、
集中的、不便利的地區，以及更小的、更集中的富裕地區。”
4. 在城市的郊區，貧困、缺乏保障以及犯罪活動都在迅速擴散，
經濟和種族隔離也越來越深。
在城市中流離失所的家庭，需要能負擔得起的住所，於是他們來到了郊區。
郊區裡的貧困家庭，大多曾是城市裡的中產階層，
因為無業或房價高的原因，他們在郊區生活。
5. 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危機
世界上許多發展最迅速的城市裡，
城市化與生活水平提高之間的關聯已經失效，“人們湧進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區域，
生活水平卻沒有得到改善和提高，如今有超過8億人生活在貧民窟
或生活條件不合標準的環境裡。隨著世界城市人口的激增，這部分人口也將繼續增長。”
解決方案：
第一，要改革區域劃分、建築規範，以及稅收政策，確保這些政策在為所有人的利益服務；
第二，投資基礎設施；
第三，在核心地段建造更實惠的住房；
第四，擴大中產階層的數量；
第五，通過投資區域和人群，集中扶貧；
第六，與全球一起努力，在新興國家快速城市化的地區建設更強大、更繁榮的城市；
第七，賦予社區權力，允許社區領導者發展社區經濟、應對新型城市危機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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