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科技如何影響我們的注意力
馬特·里克特（Matt Richtel）是《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
2003年時，他寫過一篇報導，提到有一個風險投資人，花了2000美元去參加一場會議。
但是在會議上，這位投資人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辦法集中注意力去聽會議上的發言，
因為他同時在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做其他事情。
這位投資人說：“我很難關注一件事情。我想我病了。”
馬特對科技對人們的影響越來越感興趣。
2004年時，他還寫過一本小說《沉迷：有關愛與其他醉心之事》，
小說裡也寫了科技上癮的威力。
2008年時，馬特開始通過報導去回答一個跟科技有關的問題：
人們為什麼要在開車時使用自己的手機？他們難道不知道這樣做很危險嗎？
在那之後，馬特報導了一系列同開車時使用手機相關的案件，
並且把這些現象同科技和美國政治結合在一起。
馬特在一篇報導中引用一位研究者的話說，開車時使用手機的問題，
可能和酒後駕車一樣糟糕，政府卻把它隱藏起來了。
2010年時，因為對“分心駕駛”的報導，
馬特和《紐約時報》獲得了新聞領域的最高獎項普利策獎。
“分心駕駛”這個詞語還在2009年被《韋氏詞典》收錄。
後來，馬特·里克特把自己對分心駕駛的研究擴展成了一本書《科技到底改變了什麼》。
這本書的主線是對一起惡性車禍的報導。
2006年，在美國猶他州，一個19歲的青年雷吉·肖，開車在路上，
引發了一起三車相撞事故，其中一輛車上的兩個火箭科學家因為這起車禍而失去生命。
令人奇怪的是，這個青年並沒有喝酒，也沒有吸毒。
而且，他的品行一向很好，同學老師和社區裡的其他人，
都認為他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年輕人，形象健康，為人也很上進。
最後警察通過對車禍鍥而不捨的調查發現，雷吉在車禍發生之前，一直在跟人發短信。
正是因為分心，才引發了這起車禍。
馬特的敘述圍繞著跟車禍相關幾個人的命運、腦神經科學家對人類註意力的研究，
以及對禁止開車時使用手機的法案的博弈，
這三條主線進行，把人性、科學和政治融合在一起。
在他看來，這三者的現狀，就如同社會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那句著名的話：
“我們擁有舊石器時代的情感、中世紀的制度和神一般的技術。”
一般人都會認為，
科技是人類思想的產物，機器實際上一直扮演著人類的生產工具的角色。
而且，新的科技產品被人們接受的速度越來越快，
真實的原因，不是商人的營銷做得好，或者這些產品都很酷炫，
真實的原因是這些產品都有實用性，也迎合了人們內心深處對社交、表達等因素的渴求。
但是，科技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
快到已經讓人目不暇接，超過了人類能夠處理科技的速度。
用來描述科技變化速度的詞語很多，比如摩爾定律，或者指數級增長。
但是人的大腦卻不能以摩爾定律的速度或指數增長的速度變化。
從信息科技的發展來看，從電視到個人電腦，再到手機和智能手機，
其實是在不斷通過呈現更多的信息，來給大腦施加壓力。
它們不但在爭奪我們的時間，同時還在爭奪我們的注意力和心智資源。
這就是注意力科學誕生的背景。
現代注意力科學誕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它開始研究的也都是一些同軍事有關的問題。
比如，飛行員在駕駛艙中能夠應對多少項技術，什麼時候會遇到注意力的負荷；
再比如，雷達操作員盯著先進的顯示屏時，
為什麼有時候卻會忽略掉上面顯示納粹飛機出沒的光點等。
智能手機出現之後，研究者發現，手機已經不僅僅是在吸引人們的注意力，
而且還越來越讓人上癮，具備強迫性。當代的注意力研究者們於是提出了一個新問題：
科技是不是已經不僅僅在扮演工具的角色，是不是已經變成了主人？
它們是否已經侵占了人類過多的注意力，怎麼樣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搶回來？
馬特採訪了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神經科學影像中心主任亞當·格薩里博士。
亞當·格薩里是著名的注意力研究者，他同時擁有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學位。
亞當·格薩里的觀點是：“每個人都會用自己的方式來應對壓力，
努力在單位時間內盡可能多地從自己的大腦中擠出點什麼東西。
我們都在掙扎著將自己的注意力最大化。”
格薩里介紹了一個注意力科學的最基本的規律之一：雞尾酒會效應。
“雞尾酒會效應”指的是，在參加雞尾酒會時，
一個人可以在聽自己面前的人講話時，眼睛卻看著站在別的地方的另外一個人，
可能是你想跟TA打招呼或者稍晚一點聊一會兒的人；
或者，你可以很認真地看著自己正在談話的對象，
但卻把注意力轉移到別的地方，去聽旁邊正在聊天的人在說什麼。
這其實是在聚會時最經常發生的現象。
雞尾酒會效應說明了兩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是，
人類擁有一種強大的能力，可以控制和引導自己的注意力，決定把注意力放到什麼地方；
第二個現象是，人類的注意力有自己的局限性，因為人沒有辦法同時去聽兩段對話。
“一方面，它表明你可以控制和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分散注意力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
也就是說，注意力更像是一束激光，而不是一盞燈，可以照亮很多東西。”
所以，有一個現象，注意力科學家稱之為“高產的假象”。
專注在做一件事情的人，使用大腦的記憶中心海馬體來執行關心和記憶任務；
而那些試圖同時執行兩項任務的人，在學習和記憶時，
依賴的更多的是與運動技巧有關的大腦部分，更偏向於直覺和條件反射式的。
所謂高產的假象，
就是一個人在同時做兩件事時，你以為你的效率很高，但其實，它的效果並不好。
這也是為什麼邊開車邊打電話或發短信、發微信的人，會增加出車禍的機率。
人的注意力其實並沒有辦法兼顧這兩項。
一位心理學家戴維·斯特雷耶的研究就發現，打電話的司機犯錯的概率是聽廣播的兩倍，
而且，不管是手持電話還是免提電話，出錯概率都很高。
以上就是普利策獎獲得者馬特·里克特對分心駕駛的研究。
人類注意力的基本規律之一是雞尾酒會效應，也就是人有能力控制注意力，
但人注意力有局限性，那就是難以同時做兩件事。
同時執行多項任務，會造成高產的假象，增加出錯概率。
本篇文章內容改寫自：《科技到底改變了什麼》；
作者：馬特·里克特；出版：中信出版集團
-------------------------------
摘要：
如同社會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那句著名的話：
“我們擁有舊石器時代的情感、中世紀的制度和神一般的技術。”
一般人都會認為，
科技是人類思想的產物，機器實際上一直扮演著人類的生產工具的角色。
而且，新的科技產品被人們接受的速度越來越快，
不是商人的營銷做得好，或者這些產品都很酷炫，
而這些產品都有實用性，也迎合了人們內心深處對社交、表達等因素的渴求。
從信息科技的發展來看，從電視到個人電腦，再到手機和智能手機，
其實是在不斷通過呈現更多的信息，來給大腦施加壓力。
它們不但在爭奪我們的時間，同時還在爭奪我們的注意力和心智資源。
這就是注意力科學誕生的背景。
現代注意力科學誕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它開始研究的也都是一些同軍事有關的問題。
比如，飛行員在駕駛艙中能夠應對多少項技術，什麼時候會遇到注意力的負荷；
再比如，雷達操作員盯著先進的顯示屏時，
為什麼有時候卻會忽略掉上面顯示納粹飛機出沒的光點等。
智能手機出現之後，研究者發現，
手機已經不僅僅是在吸引人們的注意力，而且還越來越讓人上癮，具備強迫性。
當代的注意力研究者們於是提出了一個新問題：
它們是否已經侵占了人類過多的注意力，怎麼樣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搶回來？
格薩里介紹了一個注意力科學的最基本的規律之一：雞尾酒會效應。
“雞尾酒會效應”指的是，在參加雞尾酒會時，
一個人可以在聽自己面前的人講話時，眼睛卻看著站在別的地方的另外一個人，
可能是你想跟TA打招呼或者稍晚一點聊一會兒的人；
或者，你可以很認真地看著自己正在談話的對象，
但卻把注意力轉移到別的地方，去聽旁邊正在聊天的人在說什麼。
這其實是在聚會時最經常發生的現象。雞尾酒會效應說明了兩件事：
1. 人類擁有一種強大的能力，可以控制和引導自己的注意力，決定把注意力放到什麼地方。
2. 人類的注意力有自己的局限性，因為人沒有辦法同時去聽兩段對話。
然而，專注在做一件事情的人，使用大腦的記憶中心海馬體來執行關心和記憶任務；
而那些試圖同時執行兩項任務的人，在學習和記憶時，
依賴的更多的是與運動技巧有關的大腦部分，更偏向於直覺和條件反射式的。
也就是，一個人在同時做兩件事時，你以為你的效率很高，
但其實，它的效果並不好，此稱為「高產的假象」。
馬特·里克特（Matt Richtel）是《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
2003年時，他寫過一篇報導，提到有一個風險投資人，花了2000美元去參加一場會議。
但是在會議上，這位投資人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辦法集中注意力去聽會議上的發言，
因為他同時在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做其他事情。
這位投資人說：“我很難關注一件事情。我想我病了。”
馬特對科技對人們的影響越來越感興趣。
2004年時，他還寫過一本小說《沉迷：有關愛與其他醉心之事》，
小說裡也寫了科技上癮的威力。
2008年時，馬特開始通過報導去回答一個跟科技有關的問題：
人們為什麼要在開車時使用自己的手機？他們難道不知道這樣做很危險嗎？
在那之後，馬特報導了一系列同開車時使用手機相關的案件，
並且把這些現象同科技和美國政治結合在一起。
馬特在一篇報導中引用一位研究者的話說，開車時使用手機的問題，
可能和酒後駕車一樣糟糕，政府卻把它隱藏起來了。
2010年時，因為對“分心駕駛”的報導，
馬特和《紐約時報》獲得了新聞領域的最高獎項普利策獎。
“分心駕駛”這個詞語還在2009年被《韋氏詞典》收錄。
後來，馬特·里克特把自己對分心駕駛的研究擴展成了一本書《科技到底改變了什麼》。
這本書的主線是對一起惡性車禍的報導。
2006年，在美國猶他州，一個19歲的青年雷吉·肖，開車在路上，
引發了一起三車相撞事故，其中一輛車上的兩個火箭科學家因為這起車禍而失去生命。
令人奇怪的是，這個青年並沒有喝酒，也沒有吸毒。
而且，他的品行一向很好，同學老師和社區裡的其他人，
都認為他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年輕人，形象健康，為人也很上進。
最後警察通過對車禍鍥而不捨的調查發現，雷吉在車禍發生之前，一直在跟人發短信。
正是因為分心，才引發了這起車禍。
馬特的敘述圍繞著跟車禍相關幾個人的命運、腦神經科學家對人類註意力的研究，
以及對禁止開車時使用手機的法案的博弈，
這三條主線進行，把人性、科學和政治融合在一起。
在他看來，這三者的現狀，就如同社會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那句著名的話：
“我們擁有舊石器時代的情感、中世紀的制度和神一般的技術。”
一般人都會認為，
科技是人類思想的產物，機器實際上一直扮演著人類的生產工具的角色。
而且，新的科技產品被人們接受的速度越來越快，
真實的原因，不是商人的營銷做得好，或者這些產品都很酷炫，
真實的原因是這些產品都有實用性，也迎合了人們內心深處對社交、表達等因素的渴求。
但是，科技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
快到已經讓人目不暇接，超過了人類能夠處理科技的速度。
用來描述科技變化速度的詞語很多，比如摩爾定律，或者指數級增長。
但是人的大腦卻不能以摩爾定律的速度或指數增長的速度變化。
從信息科技的發展來看，從電視到個人電腦，再到手機和智能手機，
其實是在不斷通過呈現更多的信息，來給大腦施加壓力。
它們不但在爭奪我們的時間，同時還在爭奪我們的注意力和心智資源。
這就是注意力科學誕生的背景。
現代注意力科學誕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它開始研究的也都是一些同軍事有關的問題。
比如，飛行員在駕駛艙中能夠應對多少項技術，什麼時候會遇到注意力的負荷；
再比如，雷達操作員盯著先進的顯示屏時，
為什麼有時候卻會忽略掉上面顯示納粹飛機出沒的光點等。
智能手機出現之後，研究者發現，手機已經不僅僅是在吸引人們的注意力，
而且還越來越讓人上癮，具備強迫性。當代的注意力研究者們於是提出了一個新問題：
科技是不是已經不僅僅在扮演工具的角色，是不是已經變成了主人？
它們是否已經侵占了人類過多的注意力，怎麼樣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搶回來？
馬特採訪了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神經科學影像中心主任亞當·格薩里博士。
亞當·格薩里是著名的注意力研究者，他同時擁有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學位。
亞當·格薩里的觀點是：“每個人都會用自己的方式來應對壓力，
努力在單位時間內盡可能多地從自己的大腦中擠出點什麼東西。
我們都在掙扎著將自己的注意力最大化。”
格薩里介紹了一個注意力科學的最基本的規律之一：雞尾酒會效應。
“雞尾酒會效應”指的是，在參加雞尾酒會時，
一個人可以在聽自己面前的人講話時，眼睛卻看著站在別的地方的另外一個人，
可能是你想跟TA打招呼或者稍晚一點聊一會兒的人；
或者，你可以很認真地看著自己正在談話的對象，
但卻把注意力轉移到別的地方，去聽旁邊正在聊天的人在說什麼。
這其實是在聚會時最經常發生的現象。
雞尾酒會效應說明了兩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是，
人類擁有一種強大的能力，可以控制和引導自己的注意力，決定把注意力放到什麼地方；
第二個現象是，人類的注意力有自己的局限性，因為人沒有辦法同時去聽兩段對話。
“一方面，它表明你可以控制和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分散注意力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
也就是說，注意力更像是一束激光，而不是一盞燈，可以照亮很多東西。”
所以，有一個現象，注意力科學家稱之為“高產的假象”。
專注在做一件事情的人，使用大腦的記憶中心海馬體來執行關心和記憶任務；
而那些試圖同時執行兩項任務的人，在學習和記憶時，
依賴的更多的是與運動技巧有關的大腦部分，更偏向於直覺和條件反射式的。
所謂高產的假象，
就是一個人在同時做兩件事時，你以為你的效率很高，但其實，它的效果並不好。
這也是為什麼邊開車邊打電話或發短信、發微信的人，會增加出車禍的機率。
人的注意力其實並沒有辦法兼顧這兩項。
一位心理學家戴維·斯特雷耶的研究就發現，打電話的司機犯錯的概率是聽廣播的兩倍，
而且，不管是手持電話還是免提電話，出錯概率都很高。
以上就是普利策獎獲得者馬特·里克特對分心駕駛的研究。
人類注意力的基本規律之一是雞尾酒會效應，也就是人有能力控制注意力，
但人注意力有局限性，那就是難以同時做兩件事。
同時執行多項任務，會造成高產的假象，增加出錯概率。
本篇文章內容改寫自：《科技到底改變了什麼》；
作者：馬特·里克特；出版：中信出版集團
-------------------------------
摘要：
如同社會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那句著名的話：
“我們擁有舊石器時代的情感、中世紀的制度和神一般的技術。”
一般人都會認為，
科技是人類思想的產物，機器實際上一直扮演著人類的生產工具的角色。
而且，新的科技產品被人們接受的速度越來越快，
不是商人的營銷做得好，或者這些產品都很酷炫，
而這些產品都有實用性，也迎合了人們內心深處對社交、表達等因素的渴求。
從信息科技的發展來看，從電視到個人電腦，再到手機和智能手機，
其實是在不斷通過呈現更多的信息，來給大腦施加壓力。
它們不但在爭奪我們的時間，同時還在爭奪我們的注意力和心智資源。
這就是注意力科學誕生的背景。
現代注意力科學誕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它開始研究的也都是一些同軍事有關的問題。
比如，飛行員在駕駛艙中能夠應對多少項技術，什麼時候會遇到注意力的負荷；
再比如，雷達操作員盯著先進的顯示屏時，
為什麼有時候卻會忽略掉上面顯示納粹飛機出沒的光點等。
智能手機出現之後，研究者發現，
手機已經不僅僅是在吸引人們的注意力，而且還越來越讓人上癮，具備強迫性。
當代的注意力研究者們於是提出了一個新問題：
它們是否已經侵占了人類過多的注意力，怎麼樣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搶回來？
格薩里介紹了一個注意力科學的最基本的規律之一：雞尾酒會效應。
“雞尾酒會效應”指的是，在參加雞尾酒會時，
一個人可以在聽自己面前的人講話時，眼睛卻看著站在別的地方的另外一個人，
可能是你想跟TA打招呼或者稍晚一點聊一會兒的人；
或者，你可以很認真地看著自己正在談話的對象，
但卻把注意力轉移到別的地方，去聽旁邊正在聊天的人在說什麼。
這其實是在聚會時最經常發生的現象。雞尾酒會效應說明了兩件事：
1. 人類擁有一種強大的能力，可以控制和引導自己的注意力，決定把注意力放到什麼地方。
2. 人類的注意力有自己的局限性，因為人沒有辦法同時去聽兩段對話。
然而，專注在做一件事情的人，使用大腦的記憶中心海馬體來執行關心和記憶任務；
而那些試圖同時執行兩項任務的人，在學習和記憶時，
依賴的更多的是與運動技巧有關的大腦部分，更偏向於直覺和條件反射式的。
也就是，一個人在同時做兩件事時，你以為你的效率很高，
但其實，它的效果並不好，此稱為「高產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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