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知識概念演化：從修養到商品
這條音頻的內容是，在今天的知識社會，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
前不久，知名互聯網研究專家、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在一篇文章裡，
談論了他對知識社會的一些看法。
我們先來看看，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最核心的問題都是什麼。
首先，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會進入一個富裕社會的階段。
這個階段的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公共品提供與個人富裕程度不匹配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富裕社會裡，一個人雖然開著好車，但是他走的路卻有可能是不平的。
最先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是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
他很早就認識到美國會進入一個富裕社會的階段，而這個富裕社會的核心特點，
不是讓這個社會有更多的富人，而是把標準往下拉，讓普通人也能夠享有經濟上的安全。
其次，在經濟的安全性解決了之後，下一個階段就會進入到知識型社會。
這是管理學大師德魯克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
在知識型社會，最核心的問題不是經濟的安全性，而是社會的主要成員是否有社會地位。
德魯克舉了英國的例子。他說英國失去工業革命領先地位的原因，
不是經濟的，也不是技術的，最核心的原因是社會的。
因為從經濟上，在一戰爆發之前，英國一直是世界強國。
在整個19世紀，英國的科技成就也非常突出。
但英國有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不承認技術發明人員的社會地位。
英國有很多的科學家，他們有很高的榮譽，
但英國的技術發明人員一直都是“技工”，跟科學家之間的地位相差非常巨大。
德魯克說，20世紀中葉以來的所謂“信息革命”，實際上是“知識革命”。
計算機只是一個觸發器，軟件才是關鍵。軟件把傳統的工作根據經驗重組，
這個過程是凝聚了知識應用，凝聚了邏輯分析的。換句話說，起作用的是認知科學。
所以，如果想在技術競爭中走在前邊，
最重要的問題是給予你的技術專才和知識專才以最高的社會地位。
如果某個組織把這些技術發明人員當成是僱員，他們可以離開，去重視他們的地方去。
此外，知識革命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知識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在傳統社會裡，所謂知識，是衡量個人有沒有道德成長，有沒有精神和智力上的成長，
是那種“回到你自己”的智慧。那時候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對知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就是說不管知識是什麼，肯定和做的能力沒關係，和功用沒關係。功用不是知識，是技能。
而技能是要對它加以鄙視的。
但是按照德魯克的看法，到了近代以後，這種對知識的看法變成了絕對性錯誤。
整個西方的成功，是因為他們把知識從個人的層面拿出來，
用到流程，用到產品上，用到公共領域中。
資本主義接下來開始搞教育，把知識變成一種系統的教育。
系統教育不是一個簡單的文憑認證，而是一個人在接受系統教育之後，可以獲得某種技能。
有了這個技能，這個人就能在工業社會中安身立命了。
不過很多人還是認為，有功用的東西不是知識，他們還是在劃分知識跟技術的界限。
因此，社會雖然給那些有技能的人以足夠的尊重，但是仍然不把他們叫做有知識的人。
那人們是什麼時候改變了對知識的看法呢？是在兩次革命之後。
按照德魯克的說法，首先是生產力革命階段，其次是管理革命階段。
生產力革命是把知識應用於工作，而管理革命是把知識應用於系統性的創新。
經過這兩次革命之後，我們的社會對於知識的認識，
才算和知識給這個社會帶來的發展匹配上了。
回顧德魯克筆下的整個知識含義的演化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發現，
傳統的知識所做的事情，叫做“提升個人的教養”；
而現在的知識卻能夠通過有效率的企業或企業系統，擴張成為對全人類有益的經濟商品。
知識終於直接跟經濟連接，這是為什麼說我們來到了知識經濟時代。
最後胡泳說，很多人都覺得，德魯克是搞管理學的，其實不是，
如果你通讀德魯克的著作，會發現說他談得最多的問題是社會問題。
德魯克去世前曾經有一個期望，希望過了100年以後，大概在2090年左右，
有人能寫出一本知識論，他希望到那個時候所有的東西都成熟了。
但德魯克沒有時間完成這個工作就去世了。胡泳說這個接力棒交到了我們後來者的手裡，
他認為這樣一本知識論，是未來思想者的一個特別重要的課題。
以上觀點，供你參考。
本文源自：公眾號“胡泳”（胡泳：當代思想者能不能寫出一本《知識論》？）
稿：亞平寧
轉載:得到
---------------------------
主旨：
首先，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會進入一個富裕社會的階段。
這個階段的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公共品提供與個人富裕程度不匹配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富裕社會裡，一個人雖然開著好車，但是他走的路卻有可能是不平的。
因此不是讓這社會有更多的富人，而是把標準往下拉，讓普通人也能夠享有經濟上的安全。
其次，在經濟的安全性解決了之後，下一個階段就會進入到知識型社會。
在知識型社會，最核心的問題不是經濟的安全性，而是社會的主要成員是否有社會地位。
例如，整個19世紀，英國的科技成就也非常突出。
但英國有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不承認技術發明人員的社會地位。
英國有很多的科學家，他們有很高的榮譽，
但英國的技術發明人員一直都是“技工”，跟科學家之間的地位相差非常巨大。
20世紀中葉以來的所謂“信息革命”，實際上是“知識革命”。
計算機只是一個觸發器，軟件才是關鍵。軟件把傳統的工作根據經驗重組，
這個過程是凝聚了知識應用，凝聚了邏輯分析的。換句話說，起作用的是認知科學。
所以，如果想在技術競爭中走在前邊，
最重要的問題是給予你的技術專才和知識專才以最高的社會地位。
知識革命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知識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人們是什麼時候改變了對知識的看法呢？是在兩次革命之後。
按照德魯克的說法，首先是生產力革命階段，其次是管理革命階段。
生產力革命是把知識應用於工作，而管理革命是把知識應用於系統性的創新。
經過這兩次革命之後，我們的社會對於知識的認識，
才算和知識給這個社會帶來的發展匹配上了。
回顧德魯克筆下的整個知識含義的演化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發現，
傳統的知識所做的事情，叫做“提升個人的教養”；
而現在的知識卻能夠通過有效率的企業或企業系統，擴張成為對全人類有益的經濟商品。
知識終於直接跟經濟連接，這是為什麼說我們來到了知識經濟時代。
這條音頻的內容是，在今天的知識社會，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
前不久，知名互聯網研究專家、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在一篇文章裡，
談論了他對知識社會的一些看法。
我們先來看看，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最核心的問題都是什麼。
首先，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會進入一個富裕社會的階段。
這個階段的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公共品提供與個人富裕程度不匹配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富裕社會裡，一個人雖然開著好車，但是他走的路卻有可能是不平的。
最先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是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
他很早就認識到美國會進入一個富裕社會的階段，而這個富裕社會的核心特點，
不是讓這個社會有更多的富人，而是把標準往下拉，讓普通人也能夠享有經濟上的安全。
其次，在經濟的安全性解決了之後，下一個階段就會進入到知識型社會。
這是管理學大師德魯克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
在知識型社會，最核心的問題不是經濟的安全性，而是社會的主要成員是否有社會地位。
德魯克舉了英國的例子。他說英國失去工業革命領先地位的原因，
不是經濟的，也不是技術的，最核心的原因是社會的。
因為從經濟上，在一戰爆發之前，英國一直是世界強國。
在整個19世紀，英國的科技成就也非常突出。
但英國有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不承認技術發明人員的社會地位。
英國有很多的科學家，他們有很高的榮譽，
但英國的技術發明人員一直都是“技工”，跟科學家之間的地位相差非常巨大。
德魯克說，20世紀中葉以來的所謂“信息革命”，實際上是“知識革命”。
計算機只是一個觸發器，軟件才是關鍵。軟件把傳統的工作根據經驗重組，
這個過程是凝聚了知識應用，凝聚了邏輯分析的。換句話說，起作用的是認知科學。
所以，如果想在技術競爭中走在前邊，
最重要的問題是給予你的技術專才和知識專才以最高的社會地位。
如果某個組織把這些技術發明人員當成是僱員，他們可以離開，去重視他們的地方去。
此外，知識革命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知識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在傳統社會裡，所謂知識，是衡量個人有沒有道德成長，有沒有精神和智力上的成長，
是那種“回到你自己”的智慧。那時候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對知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就是說不管知識是什麼，肯定和做的能力沒關係，和功用沒關係。功用不是知識，是技能。
而技能是要對它加以鄙視的。
但是按照德魯克的看法，到了近代以後，這種對知識的看法變成了絕對性錯誤。
整個西方的成功，是因為他們把知識從個人的層面拿出來，
用到流程，用到產品上，用到公共領域中。
資本主義接下來開始搞教育，把知識變成一種系統的教育。
系統教育不是一個簡單的文憑認證，而是一個人在接受系統教育之後，可以獲得某種技能。
有了這個技能，這個人就能在工業社會中安身立命了。
不過很多人還是認為，有功用的東西不是知識，他們還是在劃分知識跟技術的界限。
因此，社會雖然給那些有技能的人以足夠的尊重，但是仍然不把他們叫做有知識的人。
那人們是什麼時候改變了對知識的看法呢？是在兩次革命之後。
按照德魯克的說法，首先是生產力革命階段，其次是管理革命階段。
生產力革命是把知識應用於工作，而管理革命是把知識應用於系統性的創新。
經過這兩次革命之後，我們的社會對於知識的認識，
才算和知識給這個社會帶來的發展匹配上了。
回顧德魯克筆下的整個知識含義的演化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發現，
傳統的知識所做的事情，叫做“提升個人的教養”；
而現在的知識卻能夠通過有效率的企業或企業系統，擴張成為對全人類有益的經濟商品。
知識終於直接跟經濟連接，這是為什麼說我們來到了知識經濟時代。
最後胡泳說，很多人都覺得，德魯克是搞管理學的，其實不是，
如果你通讀德魯克的著作，會發現說他談得最多的問題是社會問題。
德魯克去世前曾經有一個期望，希望過了100年以後，大概在2090年左右，
有人能寫出一本知識論，他希望到那個時候所有的東西都成熟了。
但德魯克沒有時間完成這個工作就去世了。胡泳說這個接力棒交到了我們後來者的手裡，
他認為這樣一本知識論，是未來思想者的一個特別重要的課題。
以上觀點，供你參考。
本文源自：公眾號“胡泳”（胡泳：當代思想者能不能寫出一本《知識論》？）
稿：亞平寧
轉載:得到
---------------------------
主旨：
首先，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會進入一個富裕社會的階段。
這個階段的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公共品提供與個人富裕程度不匹配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富裕社會裡，一個人雖然開著好車，但是他走的路卻有可能是不平的。
因此不是讓這社會有更多的富人，而是把標準往下拉，讓普通人也能夠享有經濟上的安全。
其次，在經濟的安全性解決了之後，下一個階段就會進入到知識型社會。
在知識型社會，最核心的問題不是經濟的安全性，而是社會的主要成員是否有社會地位。
例如，整個19世紀，英國的科技成就也非常突出。
但英國有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不承認技術發明人員的社會地位。
英國有很多的科學家，他們有很高的榮譽，
但英國的技術發明人員一直都是“技工”，跟科學家之間的地位相差非常巨大。
20世紀中葉以來的所謂“信息革命”，實際上是“知識革命”。
計算機只是一個觸發器，軟件才是關鍵。軟件把傳統的工作根據經驗重組，
這個過程是凝聚了知識應用，凝聚了邏輯分析的。換句話說，起作用的是認知科學。
所以，如果想在技術競爭中走在前邊，
最重要的問題是給予你的技術專才和知識專才以最高的社會地位。
知識革命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知識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人們是什麼時候改變了對知識的看法呢？是在兩次革命之後。
按照德魯克的說法，首先是生產力革命階段，其次是管理革命階段。
生產力革命是把知識應用於工作，而管理革命是把知識應用於系統性的創新。
經過這兩次革命之後，我們的社會對於知識的認識，
才算和知識給這個社會帶來的發展匹配上了。
回顧德魯克筆下的整個知識含義的演化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發現，
傳統的知識所做的事情，叫做“提升個人的教養”；
而現在的知識卻能夠通過有效率的企業或企業系統，擴張成為對全人類有益的經濟商品。
知識終於直接跟經濟連接，這是為什麼說我們來到了知識經濟時代。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