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徽商迅速衰亡是怎麼一回事
類似文章：得到－商業－晉商是怎麼衰落的
大家都知道，徽商是中國歷史上大名鼎鼎的三大商幫之一(晉商、徽商、潮商)。
尤其是明清時期的徽商，真的是富可敵國。
比如說，在清代乾隆年間，僅徽州鹽商的總資產就等同於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
再比如說，在康乾盛世晚期，清政府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
而在大宗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排名第一。
凡是東南沿海交易頻繁的地方，都有徽商出沒，以致於人們常說“無徽不成鎮”；
而《紅樓夢》中描寫的榮寧二府的豪奢，也是鹽商們平日生活的折射而已。
但這麼強大的徽商，到了19世紀卻如彗星一般，迅速走向了衰亡。這是怎麼回事呢？
最近微信公眾號“經濟學原理”發了篇文章，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徽商衰亡的深層原因，說的很有道理。
下面我就來和您講一講徽商是怎麼衰亡的。
首先，從自身組織製度來看，徽商是官僚、商人、族人三位一體的典型封建商幫。
徽商普遍奉行“朝裡有人好發財”的亞細亞商業模式。
換句話說，商人們會通過捐獻財物、接駕等討好統治者的方式，
來獲得某種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壟斷性的巨額利潤。
這種自身缺陷注定徽商一開始就是一個商業怪胎。
舉個例子。徽商長期實行抓鬮分家產，而不是西方普遍實行的長子繼承製。
一個大徽商積累了一輩子的家產，死後立刻被分割成好幾份。
這種做法，非常不利於一代代家族財富的累積。
再舉個例子。封建宗法制排斥競爭、平等的商業觀念，
這導致徽商普遍思想保守，對新事物反應麻木。
比如說，在近代的揚州，就發生過鹽商聚眾抵制修建鐵路的怪事。
其次，從整個社會制度背景來看，徽商的衰亡更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幾千年的中國集權社會裡，一直都是皇權至上，根本沒有任何私有財產的保護製度。
所以，商人做生意的路子，只能是和某個權力集團抱成一團，
依附權貴，結成一個黑箱式的利益共同體。
這種情況下，個人即使擁有再多的財富，只需皇帝或權貴的一句話，便可使你家破人亡。
比如說，大鹽商江春就曾說過：
“奴才即使有金山銀山，只需皇上一聲口諭，
便可名正言順地拿過來，無須屈身說是賞借。”
再比如說，著名徽商胡雪巖，在當上中國首富以後，
甚至獲得慈禧親授的紅頂戴和黃馬褂，被後人譽為一代商聖。
但晚年因為捲入了李鴻章與左宗棠的政治鬥爭，再加上得罪了洋人，在
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傾家蕩產，最終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在這種制度下，商人們的財產權利和身家性命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所以投資和擴大再生產的衝動也就大大減弱。
絕大多數的徽商有了錢之後，除了捐官買爵、興建牌坊，
還把錢花在一些古里古怪的畸形消費上。
比如說，他們養了很多文人墨客。著名的揚州八怪就是其中的代表。
再比如說，
他們養了一大批戲曲藝人。京劇就是乾隆八十大壽期間，四大徽班進京而誕生的。
此外，他們還養起所謂的“揚州瘦馬”，也就是一群出身貧苦、瘦到病態的女子。
所以進入19世紀以後，
面對更富進取心的外商和浙商的時候，徽商的力不從心也就不難理解了。
經濟學中著名的科斯定律告訴我們，私有產權的界定是市場運作的前提。
而徽商的衰亡也再次證明，如果沒有私有財產的保護製度，
即使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也必將最終夭折。
法律制度和憲政秩序上的落後，最終使得中國古代的商人沒有變成企業家，
士人沒有變成知識分子，科技沒有變成生產力。
所以，要想真正振興經濟，就必須堅持市場化和民營化。
只有市場化而無民營化，就會滑入壞的市場化，徽商的興起就是例證；
只有民營化而無市場化，民營化就無法展開，徽商的衰亡就是見證。
本文源自：微信公眾號“經濟學原理”（徽商到哪裡去了？）
稿：王爽博士 中山大學物理與天文學院特聘研究員
類似文章：得到－商業－晉商是怎麼衰落的
大家都知道，徽商是中國歷史上大名鼎鼎的三大商幫之一(晉商、徽商、潮商)。
尤其是明清時期的徽商，真的是富可敵國。
比如說，在清代乾隆年間，僅徽州鹽商的總資產就等同於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
再比如說，在康乾盛世晚期，清政府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
而在大宗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排名第一。
凡是東南沿海交易頻繁的地方，都有徽商出沒，以致於人們常說“無徽不成鎮”；
而《紅樓夢》中描寫的榮寧二府的豪奢，也是鹽商們平日生活的折射而已。
但這麼強大的徽商，到了19世紀卻如彗星一般，迅速走向了衰亡。這是怎麼回事呢？
最近微信公眾號“經濟學原理”發了篇文章，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徽商衰亡的深層原因，說的很有道理。
下面我就來和您講一講徽商是怎麼衰亡的。
首先，從自身組織製度來看，徽商是官僚、商人、族人三位一體的典型封建商幫。
徽商普遍奉行“朝裡有人好發財”的亞細亞商業模式。
換句話說，商人們會通過捐獻財物、接駕等討好統治者的方式，
來獲得某種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壟斷性的巨額利潤。
這種自身缺陷注定徽商一開始就是一個商業怪胎。
舉個例子。徽商長期實行抓鬮分家產，而不是西方普遍實行的長子繼承製。
一個大徽商積累了一輩子的家產，死後立刻被分割成好幾份。
這種做法，非常不利於一代代家族財富的累積。
再舉個例子。封建宗法制排斥競爭、平等的商業觀念，
這導致徽商普遍思想保守，對新事物反應麻木。
比如說，在近代的揚州，就發生過鹽商聚眾抵制修建鐵路的怪事。
其次，從整個社會制度背景來看，徽商的衰亡更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幾千年的中國集權社會裡，一直都是皇權至上，根本沒有任何私有財產的保護製度。
所以，商人做生意的路子，只能是和某個權力集團抱成一團，
依附權貴，結成一個黑箱式的利益共同體。
這種情況下，個人即使擁有再多的財富，只需皇帝或權貴的一句話，便可使你家破人亡。
比如說，大鹽商江春就曾說過：
“奴才即使有金山銀山，只需皇上一聲口諭，
便可名正言順地拿過來，無須屈身說是賞借。”
再比如說，著名徽商胡雪巖，在當上中國首富以後，
甚至獲得慈禧親授的紅頂戴和黃馬褂，被後人譽為一代商聖。
但晚年因為捲入了李鴻章與左宗棠的政治鬥爭，再加上得罪了洋人，在
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傾家蕩產，最終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在這種制度下，商人們的財產權利和身家性命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所以投資和擴大再生產的衝動也就大大減弱。
絕大多數的徽商有了錢之後，除了捐官買爵、興建牌坊，
還把錢花在一些古里古怪的畸形消費上。
比如說，他們養了很多文人墨客。著名的揚州八怪就是其中的代表。
再比如說，
他們養了一大批戲曲藝人。京劇就是乾隆八十大壽期間，四大徽班進京而誕生的。
此外，他們還養起所謂的“揚州瘦馬”，也就是一群出身貧苦、瘦到病態的女子。
所以進入19世紀以後，
面對更富進取心的外商和浙商的時候，徽商的力不從心也就不難理解了。
經濟學中著名的科斯定律告訴我們，私有產權的界定是市場運作的前提。
而徽商的衰亡也再次證明，如果沒有私有財產的保護製度，
即使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也必將最終夭折。
法律制度和憲政秩序上的落後，最終使得中國古代的商人沒有變成企業家，
士人沒有變成知識分子，科技沒有變成生產力。
所以，要想真正振興經濟，就必須堅持市場化和民營化。
只有市場化而無民營化，就會滑入壞的市場化，徽商的興起就是例證；
只有民營化而無市場化，民營化就無法展開，徽商的衰亡就是見證。
本文源自：微信公眾號“經濟學原理”（徽商到哪裡去了？）
稿：王爽博士 中山大學物理與天文學院特聘研究員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