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周其仁：創新的條件
最近，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美國創新考察團”線下，
分享會的演講中，講到了他對科技創新的理解。
周教授說，這次去美國創新考察，有個概念給了他很強的衝擊，那就是“高濃度、高密度”。所謂“高濃度、高密度”，說白了就是“聚集”。而“聚集”，是人類歷史上屢屢發生的事。
比如說希臘文明，幾何學、邏輯學，都是希臘人的學問。最早是柏拉圖創辦的學院，
後來成了凝聚優秀學者、學生討論的地方，對整個後世影響都非常大。
再比如說，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有個稷下學宮，150年裡上千人在裡面吵，
各家各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包括孟子、荀子都曾經在裡面講學。
別看是空間上不大的地方，有很多厲害的人湊在一起。
還有中世紀的文藝復興，像《神曲》的作者但丁這些人，都在不大的地方。
比如佛羅倫薩周圍的幾個村鎮，最早也就是幾條街，但卻有了文藝復興。
再往後就是科學革命。世界上的科學和思想都產生在不大的地方，人們高密度湊在一起。
這種現像一再出現，一群人在一起打磨，這是所有科學、思想產生的重要條件。
單個厲害的頭腦沒辦法實現，只有厲害的頭腦湊一起，一起吵，
你說東他說西，互相激發才有可能。
周教授說這次他去矽谷，
發現矽谷是由“公司、投資機構、中介組織、老師、同學、實驗室”這些東西，
密密麻麻堆在一起發展出來的，
矽谷本身以斯坦福大學為中心，斯坦福校友就是創新的源動力。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美國東海岸的波士頓，MIT，也就是麻省理工學院，
在那由校友創辦的公司就有兩萬多家，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換句話說，MIT才是波士頓走廊的核心力量。
那再回過頭來看咱們的中關村，被稱作是“中國矽谷”，
但如果談到科技創新，中關村卻遠遠達不到矽谷和波士頓那種水平。
從常理上說，這是不應該的，因為中關村也是依托附近的大學發展起來的，
而且是中國最好的兩所學校，北大和清華。
如果說斯坦福和MIT聚集了美國的天才，那清華、北大也同樣聚集了中國的精英啊。
那為啥在科技創新上就拼不過人家呢？
周教授認為，這是
因為美國的大學形成了一個生態，咱們的大學在整個社會當中的連接方式，要重新反省。
比如說像美國加州大學，二十年裡產生了6000多項專利，MIT有3000多項，
清華、北大比它們可差遠了。這說明什麼呢？是我們的人才比不上美國嗎？
當然不是。周教授認為，這是因為美國的大學，治學環境很純粹，
科學家如果擅長科研，那就好好做實驗、做研究，
如果不擅長和官僚機構打交道、不擅長填各種表格，
就靠分工，讓喜歡填表的、專業的人來填。但咱們中國的大學還做不到這樣。
我們往人身上投的錢差得很遠，培養人的“厚度”遠遠不夠。
最後，周教授提到，要科技創新，就要有“高濃度、高密度”的場才行。
這個“場”的概念，相當於小區域的意思。
具體來說，第一步就是要問，知識產權保護怎麼樣？
誰投資、怎麼融資、怎麼出產品、怎麼讓產業成型？這些問題一個都不能缺；
科學家、教育家、發明家、工匠、企業家、投資家、商人，也一個不能少。
第二步最關鍵，就是不能指望科學創新遍布整個國家，
所有這些元素只能集中在空間非常小的地方。
要形成一個場，不光每個元素很優秀，而且每個元素進入到這個場裡互相作用。
總結一下，
周教授對科技創新的理解是，
我們的政策、制度和大學要營造一個“高濃度、高密度”的“場”，
在空間非常小的地方，集中爆發。
本文源自：北大國發院“美國創新考察團”線下分享會演講
（周其仁：科技創新就要“高濃度、高密度”）
稿：桃子
來源:得到
最近，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美國創新考察團”線下，
分享會的演講中，講到了他對科技創新的理解。
周教授說，這次去美國創新考察，有個概念給了他很強的衝擊，那就是“高濃度、高密度”。所謂“高濃度、高密度”，說白了就是“聚集”。而“聚集”，是人類歷史上屢屢發生的事。
比如說希臘文明，幾何學、邏輯學，都是希臘人的學問。最早是柏拉圖創辦的學院，
後來成了凝聚優秀學者、學生討論的地方，對整個後世影響都非常大。
再比如說，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有個稷下學宮，150年裡上千人在裡面吵，
各家各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包括孟子、荀子都曾經在裡面講學。
別看是空間上不大的地方，有很多厲害的人湊在一起。
還有中世紀的文藝復興，像《神曲》的作者但丁這些人，都在不大的地方。
比如佛羅倫薩周圍的幾個村鎮，最早也就是幾條街，但卻有了文藝復興。
再往後就是科學革命。世界上的科學和思想都產生在不大的地方，人們高密度湊在一起。
這種現像一再出現，一群人在一起打磨，這是所有科學、思想產生的重要條件。
單個厲害的頭腦沒辦法實現，只有厲害的頭腦湊一起，一起吵，
你說東他說西，互相激發才有可能。
周教授說這次他去矽谷，
發現矽谷是由“公司、投資機構、中介組織、老師、同學、實驗室”這些東西，
密密麻麻堆在一起發展出來的，
矽谷本身以斯坦福大學為中心，斯坦福校友就是創新的源動力。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美國東海岸的波士頓，MIT，也就是麻省理工學院，
在那由校友創辦的公司就有兩萬多家，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換句話說，MIT才是波士頓走廊的核心力量。
那再回過頭來看咱們的中關村，被稱作是“中國矽谷”，
但如果談到科技創新，中關村卻遠遠達不到矽谷和波士頓那種水平。
從常理上說，這是不應該的，因為中關村也是依托附近的大學發展起來的，
而且是中國最好的兩所學校，北大和清華。
如果說斯坦福和MIT聚集了美國的天才，那清華、北大也同樣聚集了中國的精英啊。
那為啥在科技創新上就拼不過人家呢？
周教授認為，這是
因為美國的大學形成了一個生態，咱們的大學在整個社會當中的連接方式，要重新反省。
比如說像美國加州大學，二十年裡產生了6000多項專利，MIT有3000多項，
清華、北大比它們可差遠了。這說明什麼呢？是我們的人才比不上美國嗎？
當然不是。周教授認為，這是因為美國的大學，治學環境很純粹，
科學家如果擅長科研，那就好好做實驗、做研究，
如果不擅長和官僚機構打交道、不擅長填各種表格，
就靠分工，讓喜歡填表的、專業的人來填。但咱們中國的大學還做不到這樣。
我們往人身上投的錢差得很遠，培養人的“厚度”遠遠不夠。
最後，周教授提到，要科技創新，就要有“高濃度、高密度”的場才行。
這個“場”的概念，相當於小區域的意思。
具體來說，第一步就是要問，知識產權保護怎麼樣？
誰投資、怎麼融資、怎麼出產品、怎麼讓產業成型？這些問題一個都不能缺；
科學家、教育家、發明家、工匠、企業家、投資家、商人，也一個不能少。
第二步最關鍵，就是不能指望科學創新遍布整個國家，
所有這些元素只能集中在空間非常小的地方。
要形成一個場，不光每個元素很優秀，而且每個元素進入到這個場裡互相作用。
總結一下，
周教授對科技創新的理解是，
我們的政策、制度和大學要營造一個“高濃度、高密度”的“場”，
在空間非常小的地方，集中爆發。
本文源自：北大國發院“美國創新考察團”線下分享會演講
（周其仁：科技創新就要“高濃度、高密度”）
稿：桃子
來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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