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陳志武：市場將會戰勝儒家
這篇文章，我非常不以為然。
我們一說到儒家和“三綱五常”，
就會想到名分等級、由此而來的還有中庸、孝道、順從等等概念，
比如說所謂三綱，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常呢，就是仁、義、禮、智、信，這些很顯然都被認為是我們倫理道德的核心。
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說，我們不僅能從倫理道德去看待儒家，
還可以從經濟學角度重新解釋儒家的地位。
他認為儒家的“三綱五常”決定了中國古代的經濟格局。
19世紀以前，人類社會資源配置的方式主要靠文化價值體系或倫理道德，
在咱們中國就靠儒家的“三綱五常”、名分等級。
這下問題就來了，我們平常說資源配置的時候，
不總是說，要么以市場為主導，要么就是政府說了算嗎？
那 “三綱五常”是怎麼做資源配置的呢？陳志武說，真正發揮作用的是“三綱”。
首先，我們得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什麼，我們常常認為儒家的“五常”，是核心思想。
但其實這“五常”，並不是儒家文化所獨有的。
它也被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等其他宗教所提倡。
只有“三綱”這種名分等級秩序，才是儒家文化特有的。
包括延伸出來的的“孝道”、“中庸”和“順從”，這些概念才是儒家的核心。
這種基於三綱的名分等級，
決定了中國社會很長時間以來的資源配置方式、收入和消費分配方式，
也決定了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和社會結構。
舉個例子吧，一桌子中國人吃飯，肯定要讓長輩先動筷子，然後晚輩才能動。
名分越高，越早動筷子；名分越低，越晚動筷子。
而那個最早動筷子的，吃得多、選擇權也就越大。
再比如，勞動安排上，家裡的衣服、住的房子，都得先讓長輩挑，挑完了剩下的再給晚輩。
名分越低，就越沒有發言權。因為財產和收入的配置，全都掌握在名分高的人手裡。
所以“孝道”、“順從”、“中庸”這些概念的出現，
實際上是為了保證這種按名分等級分配方式的順利進行。
家庭成員裡的每個個體都能順從這個方式，就可以減少衝突，降低交易成本。
另外，還有土地制度和文化載體，這兩者也不斷在強化資源配置的固定性。
首先，土地、房產和其他財產都被名分等級最高的長輩攥在手裡。
不聽話、不孝順的晚輩，會受到懲罰。
所以，只有遵守名分等級，才能分一杯羹，獲得實際利益。
其次，科舉考試考的都是儒家經典，學好了這套東西才能升官發財。
儒家文化就越來越受重視。
最後，儒家在人們生活方方面面已經滲透的太深了，
宋朝從朱熹開始，普通老百姓就要修家譜、修家祠，
每年還要祭祖、拜祖什麼的，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社會儀式。
儒家的這套體系，和後來貨幣化交易的市場體系形成了鮮明對比。
市場體系裡，勞動力配置基於貨幣化報酬，和名分等級半毛錢關係也沒有。
說白了，就是哪給的薪水多，我就去哪工作，
給的多我就多幹，給的少我就少幹，不給我就不幹。誰給的價最高，我就給誰幹。
比如說，生產出蘋果，不是讓長輩先吃，而是根據各方的出價，決定怎麼分；
住房也是，出得起錢的人就可以先得。
過去兩千多年時間裡，都是儒家體系在獲勝。
因為這套名分等級在每個人一出生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一輩子也很難改。
實際上，不管是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還是其他宗教，
都和儒家一樣，希望能靠非貨幣化的方式配置社會資源。
市場經濟恰恰相反，是靠貨幣化配置社會資源。
所以這兩種體系，在人類歷史中，是不斷相互競爭、相互代替的。
每當商品經濟繁盛的時候，就會有文化大討論。
那些新儒家的學者，總是希望恢復儒家秩序。陳志武就認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因為儒家體系過去很穩定，當時交通不便、人口也不流動，所以市場化很難。
但19世紀後期，科技打破了家族體系。
現代交通、通訊手段不斷發展，中國人口流動性也變得更強，
跨地區就業和跨地區勞動市場已經形成，
生存和社會結構不再靠名分高的人決定，互聯網讓我們就業更方便。
所以如果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重新看待儒家，
那麼所謂的市場化改革，實際上就是對兩千多年儒家秩序的改革。
最後，陳志武總結說，
這一次的文化大討論，“市場”必定會戰勝“儒家”。
陳志武的這個說法，在這裡給大家做個參考。
本文源自：經濟觀察報（陳志武：從經濟學角度理解儒家文化及其未來）
稿：黃思瑩
來源:得到
這篇文章，我非常不以為然。
我們一說到儒家和“三綱五常”，
就會想到名分等級、由此而來的還有中庸、孝道、順從等等概念，
比如說所謂三綱，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常呢，就是仁、義、禮、智、信，這些很顯然都被認為是我們倫理道德的核心。
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說，我們不僅能從倫理道德去看待儒家，
還可以從經濟學角度重新解釋儒家的地位。
他認為儒家的“三綱五常”決定了中國古代的經濟格局。
19世紀以前，人類社會資源配置的方式主要靠文化價值體系或倫理道德，
在咱們中國就靠儒家的“三綱五常”、名分等級。
這下問題就來了，我們平常說資源配置的時候，
不總是說，要么以市場為主導，要么就是政府說了算嗎？
那 “三綱五常”是怎麼做資源配置的呢？陳志武說，真正發揮作用的是“三綱”。
首先，我們得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什麼，我們常常認為儒家的“五常”，是核心思想。
但其實這“五常”，並不是儒家文化所獨有的。
它也被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等其他宗教所提倡。
只有“三綱”這種名分等級秩序，才是儒家文化特有的。
包括延伸出來的的“孝道”、“中庸”和“順從”，這些概念才是儒家的核心。
這種基於三綱的名分等級，
決定了中國社會很長時間以來的資源配置方式、收入和消費分配方式，
也決定了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和社會結構。
舉個例子吧，一桌子中國人吃飯，肯定要讓長輩先動筷子，然後晚輩才能動。
名分越高，越早動筷子；名分越低，越晚動筷子。
而那個最早動筷子的，吃得多、選擇權也就越大。
再比如，勞動安排上，家裡的衣服、住的房子，都得先讓長輩挑，挑完了剩下的再給晚輩。
名分越低，就越沒有發言權。因為財產和收入的配置，全都掌握在名分高的人手裡。
所以“孝道”、“順從”、“中庸”這些概念的出現，
實際上是為了保證這種按名分等級分配方式的順利進行。
家庭成員裡的每個個體都能順從這個方式，就可以減少衝突，降低交易成本。
另外，還有土地制度和文化載體，這兩者也不斷在強化資源配置的固定性。
首先，土地、房產和其他財產都被名分等級最高的長輩攥在手裡。
不聽話、不孝順的晚輩，會受到懲罰。
所以，只有遵守名分等級，才能分一杯羹，獲得實際利益。
其次，科舉考試考的都是儒家經典，學好了這套東西才能升官發財。
儒家文化就越來越受重視。
最後，儒家在人們生活方方面面已經滲透的太深了，
宋朝從朱熹開始，普通老百姓就要修家譜、修家祠，
每年還要祭祖、拜祖什麼的，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社會儀式。
儒家的這套體系，和後來貨幣化交易的市場體系形成了鮮明對比。
市場體系裡，勞動力配置基於貨幣化報酬，和名分等級半毛錢關係也沒有。
說白了，就是哪給的薪水多，我就去哪工作，
給的多我就多幹，給的少我就少幹，不給我就不幹。誰給的價最高，我就給誰幹。
比如說，生產出蘋果，不是讓長輩先吃，而是根據各方的出價，決定怎麼分；
住房也是，出得起錢的人就可以先得。
過去兩千多年時間裡，都是儒家體系在獲勝。
因為這套名分等級在每個人一出生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一輩子也很難改。
實際上，不管是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還是其他宗教，
都和儒家一樣，希望能靠非貨幣化的方式配置社會資源。
市場經濟恰恰相反，是靠貨幣化配置社會資源。
所以這兩種體系，在人類歷史中，是不斷相互競爭、相互代替的。
每當商品經濟繁盛的時候，就會有文化大討論。
那些新儒家的學者，總是希望恢復儒家秩序。陳志武就認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因為儒家體系過去很穩定，當時交通不便、人口也不流動，所以市場化很難。
但19世紀後期，科技打破了家族體系。
現代交通、通訊手段不斷發展，中國人口流動性也變得更強，
跨地區就業和跨地區勞動市場已經形成，
生存和社會結構不再靠名分高的人決定，互聯網讓我們就業更方便。
所以如果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重新看待儒家，
那麼所謂的市場化改革，實際上就是對兩千多年儒家秩序的改革。
最後，陳志武總結說，
這一次的文化大討論，“市場”必定會戰勝“儒家”。
陳志武的這個說法，在這裡給大家做個參考。
本文源自：經濟觀察報（陳志武：從經濟學角度理解儒家文化及其未來）
稿：黃思瑩
來源:得到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