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創新靠人還是靠制度?
8月底,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了一場“美國創新考察團”線下分享會。
在會上,薛兆豐教授透露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事,
就是整個美國之行,他和周其仁教授為了一個問題爭論了一路。啥問題呢?
就是“對創新來說,制度和人,哪個更重要?”
薛兆豐是鮮明的制度派,他堅持認為,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創新也就無從談起。
他拿美國的《拜杜法案》舉例,說在《拜杜法案》頒布以前,
美國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一旦產生專利權,是歸政府所有的。
這就使這些專利很難向市場轉移,只有不到5%能夠成功商業化。
這主要是因為專利所有權歸政府所有,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進行商業化;
另一邊呢,私人和企業雖然有動力,也有能力,但卻沒有權力。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矛盾的怪圈。而《拜杜法案》頒布以後,
就規定,大學和研究機構可以享有政府資助的科研成果專利權。
這麼一來,技術發明人對科研成果商業化的熱情就被激發出來,
科研成果的轉化率在短期內翻了十倍。
那再看咱們中國,其實也有美國之前的情況。
中國的規定是說,如果科研人員在企業或者科研機構裡面做出了貢獻,
那麼可以適當地給科研人員獎勵。但這個成果的專利權還是不歸科研人員。
顯然,這樣的規定就不能激勵他們去發明創造,去向商業化發展,
在科研成果轉化率上自然也就遠不如美國。
原因很好理解,忙活半天也是給他人做嫁衣,
那肯定就沒積極性了嘛,這就是制度賦予創新的不同能量。
但周其仁教授就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制度是死的、人才是活的。
即使在制度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下,人照樣還是能發揮自己的活力,把局面扭轉過來。
週教授也舉了個例子,
他說在他們考察途中,有一家叫XCOR的公司,是做航天飛機的私人企業。
這家公司要做的航天飛機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都沒做成的。
你可能會奇怪,美國的航天飛機不是用了很久嗎,為啥說沒做成呢?
因為原本國家航天局想做的,是能像普通飛機那樣,往返太空的航天飛機,
去也容易,回來也容易。
但到最後,他們的航天飛機每年才能起降一次,
而且統計數據表明,每起降5次還會出事故墜毀一次。
而XCOR公司,明年已經準備試飛他們的航天飛機了,離成功近在咫尺。
連美國官方機構都沒能做成的東西,為啥XCOR這個私人公司反而做到了呢?
XCOR的創始人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剛剛開放私人航天領域那會,就投身這個行業。
你想想,15年以前。如果有人跟你說有個人,沒經驗、沒技術、沒太多資金,
想去做連美國航空航天局都沒做成的航天飛機。你會不會覺得這人腦子有毛病?
周其仁教授認為,這恰恰證明了,
就算有很完善的制度能保護和鼓勵創業者,但對於那些沒有理想、對未來悲觀的人來說,
只要稍微算算風險和收益,多半也就會放棄創業,因為創業本來就是九死一生的事。
而創業者去實現一個遠大的目標和理想,並不是因為有了制度保障才去做的,
真正能激勵大家不斷挑戰自我,改造世界的,
其實是每個有理想、對未來保持明確樂觀的人,並不是制度。
為了這個問題,薛教授和周教授兩個人每參訪一個新的公司,
都要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進行一番深入淺出的分析,然後繼續爭論。
就這麼爭了一路,而且雙方還都有各自的支持者,
就這樣,一直到考察結束回國,也沒能說服對方,更別提得出一個結論了。
也許這個問題本來也沒有確切答案,
但我們至少從這兩位教授的不同觀點裡看到了他們的精深思考和獨特角度。
那麼,對於這個問題,你的觀點又是什麼呢?
本文源自:北大國發院“美國創新考察團”線下分享會
稿:Luke
轉載:得到
8月底,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了一場“美國創新考察團”線下分享會。
在會上,薛兆豐教授透露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事,
就是整個美國之行,他和周其仁教授為了一個問題爭論了一路。啥問題呢?
就是“對創新來說,制度和人,哪個更重要?”
薛兆豐是鮮明的制度派,他堅持認為,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創新也就無從談起。
他拿美國的《拜杜法案》舉例,說在《拜杜法案》頒布以前,
美國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一旦產生專利權,是歸政府所有的。
這就使這些專利很難向市場轉移,只有不到5%能夠成功商業化。
這主要是因為專利所有權歸政府所有,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進行商業化;
另一邊呢,私人和企業雖然有動力,也有能力,但卻沒有權力。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矛盾的怪圈。而《拜杜法案》頒布以後,
就規定,大學和研究機構可以享有政府資助的科研成果專利權。
這麼一來,技術發明人對科研成果商業化的熱情就被激發出來,
科研成果的轉化率在短期內翻了十倍。
那再看咱們中國,其實也有美國之前的情況。
中國的規定是說,如果科研人員在企業或者科研機構裡面做出了貢獻,
那麼可以適當地給科研人員獎勵。但這個成果的專利權還是不歸科研人員。
顯然,這樣的規定就不能激勵他們去發明創造,去向商業化發展,
在科研成果轉化率上自然也就遠不如美國。
原因很好理解,忙活半天也是給他人做嫁衣,
那肯定就沒積極性了嘛,這就是制度賦予創新的不同能量。
但周其仁教授就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制度是死的、人才是活的。
即使在制度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下,人照樣還是能發揮自己的活力,把局面扭轉過來。
週教授也舉了個例子,
他說在他們考察途中,有一家叫XCOR的公司,是做航天飛機的私人企業。
這家公司要做的航天飛機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都沒做成的。
你可能會奇怪,美國的航天飛機不是用了很久嗎,為啥說沒做成呢?
因為原本國家航天局想做的,是能像普通飛機那樣,往返太空的航天飛機,
去也容易,回來也容易。
但到最後,他們的航天飛機每年才能起降一次,
而且統計數據表明,每起降5次還會出事故墜毀一次。
而XCOR公司,明年已經準備試飛他們的航天飛機了,離成功近在咫尺。
連美國官方機構都沒能做成的東西,為啥XCOR這個私人公司反而做到了呢?
XCOR的創始人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剛剛開放私人航天領域那會,就投身這個行業。
你想想,15年以前。如果有人跟你說有個人,沒經驗、沒技術、沒太多資金,
想去做連美國航空航天局都沒做成的航天飛機。你會不會覺得這人腦子有毛病?
周其仁教授認為,這恰恰證明了,
就算有很完善的制度能保護和鼓勵創業者,但對於那些沒有理想、對未來悲觀的人來說,
只要稍微算算風險和收益,多半也就會放棄創業,因為創業本來就是九死一生的事。
而創業者去實現一個遠大的目標和理想,並不是因為有了制度保障才去做的,
真正能激勵大家不斷挑戰自我,改造世界的,
其實是每個有理想、對未來保持明確樂觀的人,並不是制度。
為了這個問題,薛教授和周教授兩個人每參訪一個新的公司,
都要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進行一番深入淺出的分析,然後繼續爭論。
就這麼爭了一路,而且雙方還都有各自的支持者,
就這樣,一直到考察結束回國,也沒能說服對方,更別提得出一個結論了。
也許這個問題本來也沒有確切答案,
但我們至少從這兩位教授的不同觀點裡看到了他們的精深思考和獨特角度。
那麼,對於這個問題,你的觀點又是什麼呢?
本文源自:北大國發院“美國創新考察團”線下分享會
稿:L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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