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中日韓的教育效率為啥都很差？
你可能經常聽到有人批判現在的教育制度，
說應試教育磨滅了學生活力，對培養創新型人才有害。
不過，你可別以為只有咱們國家才這樣，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中村修二就說，整個東亞的教育制度都有這個問題。
比如韓國，它們的應試教育非常誇張，幾乎所有的孩子都要上補習班，
韓國家庭每年給孩子補習的投資甚至超過了三星公司的總盈利。
中村修二批評說，東亞國家現在還有普魯士教育制度的殘餘，
學生為了提高應試能力，浪費了太多用來發展其它能力的精力。
那什麼是普魯士教育制度呢？
其實啊，19世紀之前，世界上的學習制度都差不多，就是一個老師帶幾個學生。
不過，後來工業化了，需要大量專業技術人才，今天的教育制度就誕生了：
學生們不再只有一個老師，學習的知識也被分割為不同的科目，
學生早出晚歸，模塊似地學習不同的科目，課後還有大量的作業。
這樣的教育制度最先源於普魯士，就叫普魯士教育制度。
它在工業化時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與工廠的流水線幾乎無縫對接。
但是，時代在變化啊，
今天咱們需求的是那些有大量融會貫通知識的人，最好還得有終身學習的能力。
很顯然，普魯士教育制度已經不適合當代的社會。
可問題是，為什麼其他國家都已經走出這種普魯士模式了，
唯獨東亞依然還有這種殘餘呢？
這是因為啊，東亞國家普遍受儒家思想跟科舉制度的影響。
首先，東亞國家經常就把大學考試跟科舉制度給混淆了。
其實啊，這兩種制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科舉制選拔的是古代的官員，它不要求人有很高的創新性，
只要能將儒家學說背得滾瓜爛熟，就可以成為管理地方百姓的官僚工具。
但大學考試就不一樣了。它選拔的是可塑性強的人才，
你再用科舉制度那一套來指導大學選拔，就不可避免地會扼殺人才。
比如，可汗學院公開課的創始人薩爾曼就指出，
為了通過代數考試，
很多東亞考生的思維模式就變成了某種計算機模式，也就是給他們輸入然後求輸出的模式，
考生深陷於計算海洋中，很難理解代數本身的魅力以及獲得深刻的體驗。
其次，東亞國家還有一個不好的傳統，那就是對複習過於重視。
複習本身不是壞事，但過度複習就會讓學習效率特別低下。
這是因為，
人的學習有一個邊際效應遞減的過程，
只要學生認真聽課，他大概就能考六七十分，
如果他再複習一遍，就可以掌握85分左右的知識。
為了考90分，他或許就得複習兩遍，為了考95分，他就得複習四遍，
為了更加接近滿分，他得不厭其煩地複習七八遍甚至上十遍，
每複習一遍所花的時間和精力是一樣的，
但是帶來分數的提高則越來越少，這就是邊際效應遞減。
為了考滿分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足以支持一個學生學習三到五門新的課程，
可想而知，過度複習肯定就犧牲了學生的全面發展。
所以你看，儘管東亞學生考試分數很高，但獲得這一高分的效率卻十分低下。
最後，東亞國家普遍有種平均主義心態，
過分強調公平，這種一刀切就壓制了不同類型的人才發展途徑。
舉個例子。像英國這樣的歐洲國家，
歷史上教育制度非常不公平，有些出身好的孩子，
哪怕不經過考試，也能很早就不慌不忙地淫浸在學術中，取得成就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反過來，東亞國家就追求絕對的公平，想上好大學必須經過嚴格的統一考試，
對所有人都不例外，這就讓所有學生都把精力放在備考上，優質人才出現的概率就降低了。
道理很簡單，當人陷入稀缺狀態時，稀缺會俘獲人的大腦，影響人的認知和注意力。
什麼意思呢？比如說當學生處於激烈的競爭中，為了追求完美，他們會總覺得時間不夠用，這個時候他們的大腦就被這種稀缺感俘獲了，這反而會在長遠目標上影響學生的規劃。
在教育界有個“第十名現象”，意思是，
學生時代名次在第十名左右的孩子，長大之後取得成就的可能性更高，
這是因為，那些第一第二的孩子長期處於“想贏怕輸”的焦慮之中，
大腦就沒法分出更多精力來提高自己。
相反，
第十名左右的孩子在智力上並不比第一第二的孩子差，也沒有力求完美的束縛，
這就使得他們能更加長遠地發展自己，也就有了更強的競爭力。
咱們再來看看人家美國是怎麼做的。
它們的教育制度從來不會鼓勵學生在考試上花太多精力。
考試分數只是諸多考慮因素裡的其中一項。
而且，你每年有6次考試機會，一兩次考不好沒關係，以後可以接著考。
這樣的話，學生就可以有更多精力放在其他感興趣的事情上。
所以你看，為了更好地順應時代，
我們這些東亞國家，應該儘早把孩子們從流水線一樣的教育方式中解放出來，
不要讓他們把精力都放在復習和考試上。只有這樣，他們才會更有創造力。
就拿中村修二先生來說，他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但讀的卻是一所三流大學，甚至連物理係都沒有，
恰恰因為這樣，他靠自我學習提高了動手能力和創造力，
最終發明了藍光二極管，獲得了諾貝爾獎。
本文源自：公眾號“社會學了沒”（諾貝爾獎得主：東亞教育浪費了太多生命）
稿：李程遠 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學者
轉載:得到
---------------------------
《讓天賦自由》的作者羅賓森先生，對於教育的觀點，也類似於此。
他認為普魯士式的教育，
就是為了搭配工業社會，而產生「流水式產線」教育。
不停地將每個孩子大腦複製成相同，如此，會抑制人類的創新性。
你可能經常聽到有人批判現在的教育制度，
說應試教育磨滅了學生活力，對培養創新型人才有害。
不過，你可別以為只有咱們國家才這樣，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中村修二就說，整個東亞的教育制度都有這個問題。
比如韓國，它們的應試教育非常誇張，幾乎所有的孩子都要上補習班，
韓國家庭每年給孩子補習的投資甚至超過了三星公司的總盈利。
中村修二批評說，東亞國家現在還有普魯士教育制度的殘餘，
學生為了提高應試能力，浪費了太多用來發展其它能力的精力。
那什麼是普魯士教育制度呢？
其實啊，19世紀之前，世界上的學習制度都差不多，就是一個老師帶幾個學生。
不過，後來工業化了，需要大量專業技術人才，今天的教育制度就誕生了：
學生們不再只有一個老師，學習的知識也被分割為不同的科目，
學生早出晚歸，模塊似地學習不同的科目，課後還有大量的作業。
這樣的教育制度最先源於普魯士，就叫普魯士教育制度。
它在工業化時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與工廠的流水線幾乎無縫對接。
但是，時代在變化啊，
今天咱們需求的是那些有大量融會貫通知識的人，最好還得有終身學習的能力。
很顯然，普魯士教育制度已經不適合當代的社會。
可問題是，為什麼其他國家都已經走出這種普魯士模式了，
唯獨東亞依然還有這種殘餘呢？
這是因為啊，東亞國家普遍受儒家思想跟科舉制度的影響。
首先，東亞國家經常就把大學考試跟科舉制度給混淆了。
其實啊，這兩種制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科舉制選拔的是古代的官員，它不要求人有很高的創新性，
只要能將儒家學說背得滾瓜爛熟，就可以成為管理地方百姓的官僚工具。
但大學考試就不一樣了。它選拔的是可塑性強的人才，
你再用科舉制度那一套來指導大學選拔，就不可避免地會扼殺人才。
比如，可汗學院公開課的創始人薩爾曼就指出，
為了通過代數考試，
很多東亞考生的思維模式就變成了某種計算機模式，也就是給他們輸入然後求輸出的模式，
考生深陷於計算海洋中，很難理解代數本身的魅力以及獲得深刻的體驗。
其次，東亞國家還有一個不好的傳統，那就是對複習過於重視。
複習本身不是壞事，但過度複習就會讓學習效率特別低下。
這是因為，
人的學習有一個邊際效應遞減的過程，
只要學生認真聽課，他大概就能考六七十分，
如果他再複習一遍，就可以掌握85分左右的知識。
為了考90分，他或許就得複習兩遍，為了考95分，他就得複習四遍，
為了更加接近滿分，他得不厭其煩地複習七八遍甚至上十遍，
每複習一遍所花的時間和精力是一樣的，
但是帶來分數的提高則越來越少，這就是邊際效應遞減。
為了考滿分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足以支持一個學生學習三到五門新的課程，
可想而知，過度複習肯定就犧牲了學生的全面發展。
所以你看，儘管東亞學生考試分數很高，但獲得這一高分的效率卻十分低下。
最後，東亞國家普遍有種平均主義心態，
過分強調公平，這種一刀切就壓制了不同類型的人才發展途徑。
舉個例子。像英國這樣的歐洲國家，
歷史上教育制度非常不公平，有些出身好的孩子，
哪怕不經過考試，也能很早就不慌不忙地淫浸在學術中，取得成就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反過來，東亞國家就追求絕對的公平，想上好大學必須經過嚴格的統一考試，
對所有人都不例外，這就讓所有學生都把精力放在備考上，優質人才出現的概率就降低了。
道理很簡單，當人陷入稀缺狀態時，稀缺會俘獲人的大腦，影響人的認知和注意力。
什麼意思呢？比如說當學生處於激烈的競爭中，為了追求完美，他們會總覺得時間不夠用，這個時候他們的大腦就被這種稀缺感俘獲了，這反而會在長遠目標上影響學生的規劃。
在教育界有個“第十名現象”，意思是，
學生時代名次在第十名左右的孩子，長大之後取得成就的可能性更高，
這是因為，那些第一第二的孩子長期處於“想贏怕輸”的焦慮之中，
大腦就沒法分出更多精力來提高自己。
相反，
第十名左右的孩子在智力上並不比第一第二的孩子差，也沒有力求完美的束縛，
這就使得他們能更加長遠地發展自己，也就有了更強的競爭力。
咱們再來看看人家美國是怎麼做的。
它們的教育制度從來不會鼓勵學生在考試上花太多精力。
考試分數只是諸多考慮因素裡的其中一項。
而且，你每年有6次考試機會，一兩次考不好沒關係，以後可以接著考。
這樣的話，學生就可以有更多精力放在其他感興趣的事情上。
所以你看，為了更好地順應時代，
我們這些東亞國家，應該儘早把孩子們從流水線一樣的教育方式中解放出來，
不要讓他們把精力都放在復習和考試上。只有這樣，他們才會更有創造力。
就拿中村修二先生來說，他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但讀的卻是一所三流大學，甚至連物理係都沒有，
恰恰因為這樣，他靠自我學習提高了動手能力和創造力，
最終發明了藍光二極管，獲得了諾貝爾獎。
本文源自：公眾號“社會學了沒”（諾貝爾獎得主：東亞教育浪費了太多生命）
稿：李程遠 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學者
轉載:得到
---------------------------
《讓天賦自由》的作者羅賓森先生，對於教育的觀點，也類似於此。
他認為普魯士式的教育，
就是為了搭配工業社會，而產生「流水式產線」教育。
不停地將每個孩子大腦複製成相同，如此，會抑制人類的創新性。
就向那句俗諺一樣：「每個人出生都是原創，活著活著卻活成了盜版」。
應該鼓勵多元化，正如羅賓森先生在TED演講所言：
「現在的出生的孩子，將會在65年後退休，
請問你怎麼知道他應該學什麼技能，去搭配產業？」
這就如同在網路沒出來之前的五年，
你怎麼知道要學哪門學問，來搭配網路呢？
應該鼓勵多元化，正如羅賓森先生在TED演講所言：
「現在的出生的孩子，將會在65年後退休，
請問你怎麼知道他應該學什麼技能，去搭配產業？」
這就如同在網路沒出來之前的五年，
你怎麼知道要學哪門學問，來搭配網路呢？
在iphone未出之前，
你能預期人們「想要Iphone」這麼便利好用的東西，
你又該先去儲備何種知識適應市場呢？
現在的商業已經不是找人們的需求，來知道市場在哪呢？
而是「創造需求」來營利，此時，創新更顯其重要。
這也是我偏於反對台灣聯考恢復從前一次式的理由。
你能預期人們「想要Iphone」這麼便利好用的東西，
你又該先去儲備何種知識適應市場呢？
現在的商業已經不是找人們的需求，來知道市場在哪呢？
而是「創造需求」來營利，此時，創新更顯其重要。
這也是我偏於反對台灣聯考恢復從前一次式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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