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歐洲大學PK中國科舉
科舉，算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大特色，作為一條獨特的社會階層流動渠道，
它給了古代出身貧寒的讀書人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
也能通過相對公平的統一考試，為歷代王朝選拔各級官員，
直到今天，我們還形像地把高考稱為“當代科舉”。
你看，《儒林外史》裡，范進昨天還被丈人胡屠戶各種埋汰，羞辱，還挨了一巴掌，
可隔天中舉之後，立刻有鄉紳送住宅銀兩，有下層百姓自願投靠為奴，
老丈人胡屠戶也改口，稱自己的女婿是天上的星宿。
近代以來，不要說中國歷史研究者，就連西方啟蒙時代的許多思想大家，
比如伏爾泰，也盛讚中國的科舉考試，
說它比西方封建社會裡貴族依靠血統家族的統治，更高明，更公平，
還說西方現代國家中的文官選拔制度，正是藉鑑了來自東方的科舉考試，
這個觀點，一直讓中國人很自豪，也很受用，但是歷史真相果真如此嗎？
北大著名歷史學教授彭小瑜，最近就寫了一篇文章提出，
近代之前的歐洲，並沒有想像中落後，
它的大學，和中國古代科舉一樣，發揮著調節社會階層流動的功能。
首先，彭教授簡單回答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歐洲古代沒有發展出類似中國科舉的統一考試制度，
這是因為歐洲自古分裂不斷，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
各國之內，也是封建貴族，半獨立的割據，所以統一性的考試，無從談起，
國王，貴族，城市富商，還有教會，它們都是相對獨立的政治力量，
所以它們對官員的選拔，標準不一樣，是多元的，
比如國王和貴族，都是武士出身，肯定招收手下的時候，希望對方血統高貴，會舞槍弄棒。
城市官員，都是手工業者或者商人，
那麼選拔繼任下屬的時候，肯定希望是能寫會算，八面玲瓏，做買賣靈光的人，
教會，肯定是要從修道院僧侶裡選，虔誠信奉上帝的，在神學，哲學思辨上有造詣的。
同樣，歐洲的大學的情況，它的重要性，是被長期忽視的，普通中國人就更不會關心了，
我們歷史教材上，一談到歐洲中世紀，就是黑暗啊，愚昧啊，專制啊！
但是它這個教育，學術研究的傳統，和機構一直都在，
客觀來說，中世紀歐洲大學數量不多，也就幾十所，
數量上沒法跟中國的大學、還有遍布全國的私塾、書院相比，
但是它本身很多元化，有些是教會建立的，有些的國王下令建立的，
有些索性是城市裡的富裕階層，商人甚麼的建立的，這就導致了中世紀歐洲的大學，
從老師，到學生，也和中國的讀書人一樣，出身五花八門，
有貴族家的，有商人家的，有神父家的，也有出身貧窮的，
根據統計，14世紀，英國牛津大學，超過六成的學生，來自貧苦家庭，
這個比例可比我們今天的北大清華還要高，但不同點在哪裡呢？
最近，一些西方史學家就用統計學，
研究這個巴黎大學等等歐洲古代著名高等學府畢業生的就業狀況，就發現幹什麼的都有，
有畢業以後從政，在國王手下當官的，有進入教會，當高級神父的，
也有直接去城市里當律師，給商人當書記會計的，或者開業當醫生的，
他們都實現了社會階層的上升，而且出路比起中國傳統讀書人來說要豐富。
歐洲大學畢業生不一定考公務員，
這也是歐洲社會多元化的結果，提供飯碗的甲方不止一個，
國王，貴族，教會，獨立城市，這一下就有四大雇主，
而且歐洲國家多，中間教會與貴族領地犬牙交錯，你可以隨時挑選看得上眼的甲方簽約。
社會多元，價值取向也多元，當不了官，封不了貴族也不丟人，
可以進教會當上帝的僕人，那是精神貴族，
或者去經商，當律師，做職業人士，掌握了錢袋子，國王和教會也會對你畢恭畢敬，
不像在中國，讀書人沒有個功名，沒有一官半職，就是一件很恥辱的事情。
那麼有人要問了，既然歐洲中世紀還是本質上講究出身，
那出身不高的大學畢業生為什麼在中世紀還被重視呢？
這個歷史學家就說了，因為隨著經濟發展，國家規模的擴大，
這個政府就需要很多專業的人才，比如法律，財政，外交。
以認字為恥，只會舞刀弄槍的封建貴族對這些新鮮玩意，既不大感興趣，也學不會，
這就給了城市商人，平民乃部分農民家庭子弟，提供了出人頭地的機會，
而且即使不當官，在城市裡做個律師，醫生，商人，也能名利雙收，
如果當了教會神職人員，那更是普通人和上帝之間的媒介，非常榮耀。
甚至英國，法國一些發達的歐洲國家，在中世紀晚期就做出規定，法官，律師這些人，
如果從業到了一定的年限，就能獲得貴族頭銜。
反過來中國的讀書人，如果科舉沒有獲得功名，
出路彷彿就只有當私塾先生，當師爺，而且被街坊鄰居看不起。
更糟糕的一點是，中國人口爆炸要遠遠早於歐洲，造成了一個嚴重問題，
科舉名額有限，可讀書人總數不斷上漲，造成知識分子對於政府來說，永遠供大於求。
可歐洲中世紀的大學畢業生，始終沒有太大的就業負擔。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再提一下那個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結合歐洲大學和中國科舉的情況來看，
讀書人如果只有一條狹隘的上升之路，那麼他唯一理性的選擇，
就是把所有精力都埋頭在四書五經裡，對其他的知識，都會不自主地排斥，忽略，
而從事純理論性或者科學技術研究，
不但會被看做不務正業，也沒辦法實現社會等級上升，甚至糊口都會有困難。
你看，中國歷史上能有一席之地的科學家，
幾乎都是碰巧對科學有興趣的儒家官僚士大夫，
比如沈括，徐光啟，
根本沒有形成一個足夠大，能夠進行同行評議或者集體研究的科學家群體。
本文源自：彭小瑜（歐洲大學與中國科舉）
稿：婁子妍
轉載:得到
--------
主旨：
(古代)歐洲大學畢業生不一定考公務員，
這也是歐洲社會多元化的結果，提供飯碗的甲方不止一個，
國王，貴族，教會，獨立城市，這一下就有四大雇主，
而且歐洲國家多，中間教會與貴族領地犬牙交錯，
你可以隨時挑選看得上眼的甲方簽約。
社會多元，價值取向也多元，當不了官，封不了貴族也不丟人，
可以進教會當上帝的僕人，那是精神貴族，
或者去經商，當律師，做職業人士，掌握了錢袋子，
國王和教會也會對你畢恭畢敬，
不像在中國的讀書人，如果科舉沒有獲得功名，
出路彷彿就只有當私塾先生，當師爺，而且被街坊鄰居看不起。
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
結合歐洲大學和中國科舉的情況來看，
讀書人如果只有一條狹隘的上升之路，
那麼他唯一理性的選擇，就是把所有精力都埋頭在四書五經裡，
對其他的知識，都會不自主地排斥、忽略，
而從事純理論性或者科學技術研究，
科舉，算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大特色，作為一條獨特的社會階層流動渠道，
它給了古代出身貧寒的讀書人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
也能通過相對公平的統一考試，為歷代王朝選拔各級官員，
直到今天，我們還形像地把高考稱為“當代科舉”。
你看，《儒林外史》裡，范進昨天還被丈人胡屠戶各種埋汰，羞辱，還挨了一巴掌，
可隔天中舉之後，立刻有鄉紳送住宅銀兩，有下層百姓自願投靠為奴，
老丈人胡屠戶也改口，稱自己的女婿是天上的星宿。
近代以來，不要說中國歷史研究者，就連西方啟蒙時代的許多思想大家，
比如伏爾泰，也盛讚中國的科舉考試，
說它比西方封建社會裡貴族依靠血統家族的統治，更高明，更公平，
還說西方現代國家中的文官選拔制度，正是藉鑑了來自東方的科舉考試，
這個觀點，一直讓中國人很自豪，也很受用，但是歷史真相果真如此嗎？
北大著名歷史學教授彭小瑜，最近就寫了一篇文章提出，
近代之前的歐洲，並沒有想像中落後，
它的大學，和中國古代科舉一樣，發揮著調節社會階層流動的功能。
首先，彭教授簡單回答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歐洲古代沒有發展出類似中國科舉的統一考試制度，
這是因為歐洲自古分裂不斷，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
各國之內，也是封建貴族，半獨立的割據，所以統一性的考試，無從談起，
國王，貴族，城市富商，還有教會，它們都是相對獨立的政治力量，
所以它們對官員的選拔，標準不一樣，是多元的，
比如國王和貴族，都是武士出身，肯定招收手下的時候，希望對方血統高貴，會舞槍弄棒。
城市官員，都是手工業者或者商人，
那麼選拔繼任下屬的時候，肯定希望是能寫會算，八面玲瓏，做買賣靈光的人，
教會，肯定是要從修道院僧侶裡選，虔誠信奉上帝的，在神學，哲學思辨上有造詣的。
同樣，歐洲的大學的情況，它的重要性，是被長期忽視的，普通中國人就更不會關心了，
我們歷史教材上，一談到歐洲中世紀，就是黑暗啊，愚昧啊，專制啊！
但是它這個教育，學術研究的傳統，和機構一直都在，
客觀來說，中世紀歐洲大學數量不多，也就幾十所，
數量上沒法跟中國的大學、還有遍布全國的私塾、書院相比，
但是它本身很多元化，有些是教會建立的，有些的國王下令建立的，
有些索性是城市裡的富裕階層，商人甚麼的建立的，這就導致了中世紀歐洲的大學，
從老師，到學生，也和中國的讀書人一樣，出身五花八門，
有貴族家的，有商人家的，有神父家的，也有出身貧窮的，
根據統計，14世紀，英國牛津大學，超過六成的學生，來自貧苦家庭，
這個比例可比我們今天的北大清華還要高，但不同點在哪裡呢？
最近，一些西方史學家就用統計學，
研究這個巴黎大學等等歐洲古代著名高等學府畢業生的就業狀況，就發現幹什麼的都有，
有畢業以後從政，在國王手下當官的，有進入教會，當高級神父的，
也有直接去城市里當律師，給商人當書記會計的，或者開業當醫生的，
他們都實現了社會階層的上升，而且出路比起中國傳統讀書人來說要豐富。
歐洲大學畢業生不一定考公務員，
這也是歐洲社會多元化的結果，提供飯碗的甲方不止一個，
國王，貴族，教會，獨立城市，這一下就有四大雇主，
而且歐洲國家多，中間教會與貴族領地犬牙交錯，你可以隨時挑選看得上眼的甲方簽約。
社會多元，價值取向也多元，當不了官，封不了貴族也不丟人，
可以進教會當上帝的僕人，那是精神貴族，
或者去經商，當律師，做職業人士，掌握了錢袋子，國王和教會也會對你畢恭畢敬，
不像在中國，讀書人沒有個功名，沒有一官半職，就是一件很恥辱的事情。
那麼有人要問了，既然歐洲中世紀還是本質上講究出身，
那出身不高的大學畢業生為什麼在中世紀還被重視呢？
這個歷史學家就說了，因為隨著經濟發展，國家規模的擴大，
這個政府就需要很多專業的人才，比如法律，財政，外交。
以認字為恥，只會舞刀弄槍的封建貴族對這些新鮮玩意，既不大感興趣，也學不會，
這就給了城市商人，平民乃部分農民家庭子弟，提供了出人頭地的機會，
而且即使不當官，在城市裡做個律師，醫生，商人，也能名利雙收，
如果當了教會神職人員，那更是普通人和上帝之間的媒介，非常榮耀。
甚至英國，法國一些發達的歐洲國家，在中世紀晚期就做出規定，法官，律師這些人，
如果從業到了一定的年限，就能獲得貴族頭銜。
反過來中國的讀書人，如果科舉沒有獲得功名，
出路彷彿就只有當私塾先生，當師爺，而且被街坊鄰居看不起。
更糟糕的一點是，中國人口爆炸要遠遠早於歐洲，造成了一個嚴重問題，
科舉名額有限，可讀書人總數不斷上漲，造成知識分子對於政府來說，永遠供大於求。
可歐洲中世紀的大學畢業生，始終沒有太大的就業負擔。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再提一下那個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結合歐洲大學和中國科舉的情況來看，
讀書人如果只有一條狹隘的上升之路，那麼他唯一理性的選擇，
就是把所有精力都埋頭在四書五經裡，對其他的知識，都會不自主地排斥，忽略，
而從事純理論性或者科學技術研究，
不但會被看做不務正業，也沒辦法實現社會等級上升，甚至糊口都會有困難。
你看，中國歷史上能有一席之地的科學家，
幾乎都是碰巧對科學有興趣的儒家官僚士大夫，
比如沈括，徐光啟，
根本沒有形成一個足夠大，能夠進行同行評議或者集體研究的科學家群體。
本文源自：彭小瑜（歐洲大學與中國科舉）
稿：婁子妍
轉載:得到
--------
主旨：
(古代)歐洲大學畢業生不一定考公務員，
這也是歐洲社會多元化的結果，提供飯碗的甲方不止一個，
國王，貴族，教會，獨立城市，這一下就有四大雇主，
而且歐洲國家多，中間教會與貴族領地犬牙交錯，
你可以隨時挑選看得上眼的甲方簽約。
社會多元，價值取向也多元，當不了官，封不了貴族也不丟人，
可以進教會當上帝的僕人，那是精神貴族，
或者去經商，當律師，做職業人士，掌握了錢袋子，
國王和教會也會對你畢恭畢敬，
不像在中國的讀書人，如果科舉沒有獲得功名，
出路彷彿就只有當私塾先生，當師爺，而且被街坊鄰居看不起。
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
結合歐洲大學和中國科舉的情況來看，
讀書人如果只有一條狹隘的上升之路，
那麼他唯一理性的選擇，就是把所有精力都埋頭在四書五經裡，
對其他的知識，都會不自主地排斥、忽略，
而從事純理論性或者科學技術研究，
不但被看做不務正業，也沒辦法實現社會等級上升，甚至糊口都會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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